药学泰斗彭司勋院士(2)
人才的成长都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人生重要转折关头,马基华——这位令人尊敬的爱国华侨学者又为彭司勋当了“伯乐”。他推荐彭司勋报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出国深造,录取的人员中,彭司勋是唯一学药科的。他又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彭司勋坐在没空调的三等舱里,经过了三个星期的大洋飘泊,先到美国马里南大学,半年后,又经马基华博士介绍,转学到了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该校校长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位校长只是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和学生见过面。校长虽是挂名,导师却很严谨。就在这里,他从此进入药学研究领域的殿堂。
祖国的呼唤召回海外学子
彭司勋出国时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我要为祖国忠诚服务一辈子。”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彭司勋十分向往新生的祖国,思念远在上海的夫人和孩子,1950年6月,他获药学硕士学位后,准备踏上归程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当局软硬兼施,阻挠中国留学人员回到自己的祖国。彭司勋和其它留学人员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不怕刁难,不怕阻挠,终于在当年9月,踏上了回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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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100多名莘莘学子的轮船在大洋里飘泊两周,终于来到了香港。彭司勋的恩师马基华博士正在香港,他多么想念恩师啊。港英国当局只准过境,不准上岸。彭司勋没法去拜见恩师,只能眼含热泪,向近在咫尺岸边的恩师招手告别。船泊在港中,用小船把学子们转送到九龙码头,乘火车到罗湖,步行过桥后到达深圳。马基华博士后来进入世界卫生组织任职。退休后,定居温哥华。彭司勋和恩师,天各一方,彼此思念绵绵。几十年里,他俩一直保持联系,每逢圣诞节和新年,彼此都要通过电话和贺卡送去祝福。彭司勋当选院士的喜讯一传来,他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恩师,他是在恩师培养和关注下荣获代表中国当今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的!2000年马基华博士带着他对祖国的眷恋走完93岁的人生旅程时,彭司勋十分悲痛。这位八旬老人把马先生的知遇之恩、思念之情永远埋在心底,并协助他远在巴黎的女儿撰写马基华博士的英文传记。
彭司勋一到深圳,迎接海外学子的锣鼓响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这位海外学子,感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彭司勋回到祖国,政府是根据留学生自愿原则选择工作单位。他家住上海,打算在上海找工作。这时,他的母校——此时已改名为南京药学院的院长、医专时的老师管光地教授,拿着很多校友的签名信,来上海请他回母校执教,并说,这是校友们的心意,一定要去。盛情难却啊,彭司勋1951年离开妻子儿女,回到了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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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司勋从此揭开了“药”之旅最辉煌的一页。5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他成就卓越,已成为我国著名药物化学家,并为我国制药化学、药物化学专业早期创建人之一。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教材过于陈旧,彭司勋决定自编讲义和教材。1959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主编我国第一本药学专业《药物化学》教材。以后他继续担任各次修订本的主编。1988年版的《药物化学》于1992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教材。
1999年版《药物化学》教材现已出版。1988年至2001年他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除主编教材外,还主编多种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药学进展》《药物化学进展》丛书、《药物化学——回顾与发展》《中国药学年鉴》等,还但任多种学术刊物的编委、顾问、主编和名誉主编,如《中国药科大学学报》《药学学报》《中国医药工业杂志》《中国医药论坛》等,后二种在香港出版,在担任全国高等药学教育研究协作组组长期间,创办《药学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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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他就开始招收药物化学研究生。1981年我国学位条例实施后,他被批准为首批药物化学博士生导师。他教书育人,像当年马基华博士待他那样,将满腔热情倾注给他的研究生。他看到贫因学生难以为继时,毅然捐款助学,1999年,他捐资1万元作为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他看到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做出成绩,人才辈出,感到无比欣慰。他说:“作为一名园丁,教书育人是我应尽的责任。”由于他在研究生教育中做出的贡献,1989年被评为江苏省教书育人优秀研究生导师,1990年获国家教委从事学校科技工作四十年荣誉证书,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并于同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
彭司勋积极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他参加了药学院校本科的专业设置、专业目录修订、教学计划的讨论和审订,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论证。他曾多次出国考察国外药学教育及改革情况。1979年,参加“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考察组”赴英国、荷兰、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访问;1980年,任“中国药学教育考察团”团长去法国访问;1984年,赴日本岐阜药科大学讲学,并访问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和名城大学药学部和有关药厂。回国后,他都专文报道了这些国家高等药学教育的现状、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组织管理、规模特点等。例如日本、北欧国家的药学教育较偏重化学学科,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学校侧重于临床药学,而法国较侧重于生物学科。1987年,他又应邀去美国访问,主要考察药学研究生教育。回国后,他就对美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灵活,针对性和适应性较强,注重培养多种类型的研究生,研究内容多是具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可为新药研究或新剂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等特点作了报道。1990年,出访土耳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药学教育。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彭司勋提出我国高等药学教育除与临床医学密切配合外,有些专业应与医药工业协作,以便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的建议和措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他认为,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工业水平都不尽相同;我国药学教育既不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抄袭,而应实事求是地结合国情,探索创立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药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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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司勋院士在药学教育和科研领域已辛勤耕耘了60多年,曾先后任南京药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兼任江苏省药物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药学组召集人,西安医科大学名誉教授。现任中国药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药物化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南大学名誉教授、江苏省药学会名誉理事长。彭院士对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药学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众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他们有的已是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卓有成就的教授、博导,有的已成为发展我国医药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级工程师、经理、厂长,有的在国外留学或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
致力新药研发的耄耋教授
彭司勋在主编教材、书刊和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又在披肝沥胆地从事新药研究。新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涉及多个环节,周期长,难度大,投资多,风险高,短期内难出效果,有的奋斗终生而毫无收获。彭司勋这个经过艰苦岁月磨炼的土家族硬汉子,毅然担起荆棘丛生、风险重重的新药研究和创制的重担,啃起了最难啃的“硬骨头”。他曾主持1979年全国首次“药物设计及定量构效关系(QSAR)”研讨会;1988年“全国新药研究与开发讨论会”;1993年“第四届全国分子力学与药物分子设计学术会议”,对我国新药研究有一定促进作用。文化大革命曾经中断了他的新药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司勋终于能重返新药研究和创制的第一线,便不顾年逾半百,坚持到实验室自己动手做实验。有一次,实验不慎爆炸,殃及彭司勋。他住院仅一周,再也待不住了,匆匆出院,又投入紧张的实验工作。早年,他研究中枢抑制药和抗肿瘤药物,发现吲哚化合物(I2h)具有明显的术后镇痛作用。试制的抗癌药六甲嘧胺,获198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奖,并已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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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司勋自幼生长在湘西大山里,跟中草药结下不解之缘。鉴于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他在新药研究和创制中,倡导利用中草药有效成分为先导物,结合定量构效关系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技术,设计合成新药化合物的思路,进而探索构效关系和作用机理。他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心脑血管药物,重点为作用于钙、钾离子通道的化合物。通过粉防已碱衍生的异喹啉类化合物心脑血管活性研究、关附甲素结构改造、构效关系等研究,发现多种具有开发前景的心血管活性物质,其中氯苄律定(86017)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获国内外专利,正申请临床试验;化合物CPU—23是具有降压活性的新钙拮抗剂,作用于L—钙通道DHP受体;BTHP—为一种新的钾通道阻滞剂,它与多种关附甲素衍生物均具有较强的抗心律失常作用。上述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获1995年山东省和1998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钙调素及其拮抗剂的研究获1993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此外,他还从事苯骈吡喃类钾通道调控剂和一氧化氮(NO)调控剂对心脑血管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现任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顾问,曾任国家发明奖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医药局新药基金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七五”、“八五”新药研究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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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司勋在他的经历中,前半期以教学为主,后半期则主要进行科研。推动了中国药学事业。
1987年,彭司勋教授重访美国时,受到旧日的同学、朋友们的热情接待,大家叙旧情、忆往事、十分亲切。当友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他笑着说:“为什么要后悔呢?报效祖国是我早有的愿望,虽然我目前物质条件远比不上你们,但我仍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还经常参政议政哩!生活过得很充实、很愉快。”正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彭司勋教授也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子女,有机会应出国进修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他深信:只有为祖国建设而工作,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立足点。如今,已91岁高龄的彭院士虽患眼疾、视力较差,但仍十分关心药学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药学教育、新药研究,医药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李行的《耄耋之年的新药研发者》,杨敬东、张学军的《“药”之旅》等综合), 百拇医药(本刊编辑部)
彭司勋坐在没空调的三等舱里,经过了三个星期的大洋飘泊,先到美国马里南大学,半年后,又经马基华博士介绍,转学到了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该校校长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位校长只是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和学生见过面。校长虽是挂名,导师却很严谨。就在这里,他从此进入药学研究领域的殿堂。
祖国的呼唤召回海外学子
彭司勋出国时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我要为祖国忠诚服务一辈子。”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彭司勋十分向往新生的祖国,思念远在上海的夫人和孩子,1950年6月,他获药学硕士学位后,准备踏上归程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当局软硬兼施,阻挠中国留学人员回到自己的祖国。彭司勋和其它留学人员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不怕刁难,不怕阻挠,终于在当年9月,踏上了回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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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100多名莘莘学子的轮船在大洋里飘泊两周,终于来到了香港。彭司勋的恩师马基华博士正在香港,他多么想念恩师啊。港英国当局只准过境,不准上岸。彭司勋没法去拜见恩师,只能眼含热泪,向近在咫尺岸边的恩师招手告别。船泊在港中,用小船把学子们转送到九龙码头,乘火车到罗湖,步行过桥后到达深圳。马基华博士后来进入世界卫生组织任职。退休后,定居温哥华。彭司勋和恩师,天各一方,彼此思念绵绵。几十年里,他俩一直保持联系,每逢圣诞节和新年,彼此都要通过电话和贺卡送去祝福。彭司勋当选院士的喜讯一传来,他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恩师,他是在恩师培养和关注下荣获代表中国当今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的!2000年马基华博士带着他对祖国的眷恋走完93岁的人生旅程时,彭司勋十分悲痛。这位八旬老人把马先生的知遇之恩、思念之情永远埋在心底,并协助他远在巴黎的女儿撰写马基华博士的英文传记。
彭司勋一到深圳,迎接海外学子的锣鼓响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这位海外学子,感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彭司勋回到祖国,政府是根据留学生自愿原则选择工作单位。他家住上海,打算在上海找工作。这时,他的母校——此时已改名为南京药学院的院长、医专时的老师管光地教授,拿着很多校友的签名信,来上海请他回母校执教,并说,这是校友们的心意,一定要去。盛情难却啊,彭司勋1951年离开妻子儿女,回到了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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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司勋从此揭开了“药”之旅最辉煌的一页。5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他成就卓越,已成为我国著名药物化学家,并为我国制药化学、药物化学专业早期创建人之一。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教材过于陈旧,彭司勋决定自编讲义和教材。1959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主编我国第一本药学专业《药物化学》教材。以后他继续担任各次修订本的主编。1988年版的《药物化学》于1992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教材。
1999年版《药物化学》教材现已出版。1988年至2001年他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除主编教材外,还主编多种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药学进展》《药物化学进展》丛书、《药物化学——回顾与发展》《中国药学年鉴》等,还但任多种学术刊物的编委、顾问、主编和名誉主编,如《中国药科大学学报》《药学学报》《中国医药工业杂志》《中国医药论坛》等,后二种在香港出版,在担任全国高等药学教育研究协作组组长期间,创办《药学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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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他就开始招收药物化学研究生。1981年我国学位条例实施后,他被批准为首批药物化学博士生导师。他教书育人,像当年马基华博士待他那样,将满腔热情倾注给他的研究生。他看到贫因学生难以为继时,毅然捐款助学,1999年,他捐资1万元作为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他看到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做出成绩,人才辈出,感到无比欣慰。他说:“作为一名园丁,教书育人是我应尽的责任。”由于他在研究生教育中做出的贡献,1989年被评为江苏省教书育人优秀研究生导师,1990年获国家教委从事学校科技工作四十年荣誉证书,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并于同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
彭司勋积极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他参加了药学院校本科的专业设置、专业目录修订、教学计划的讨论和审订,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论证。他曾多次出国考察国外药学教育及改革情况。1979年,参加“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考察组”赴英国、荷兰、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访问;1980年,任“中国药学教育考察团”团长去法国访问;1984年,赴日本岐阜药科大学讲学,并访问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和名城大学药学部和有关药厂。回国后,他都专文报道了这些国家高等药学教育的现状、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组织管理、规模特点等。例如日本、北欧国家的药学教育较偏重化学学科,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学校侧重于临床药学,而法国较侧重于生物学科。1987年,他又应邀去美国访问,主要考察药学研究生教育。回国后,他就对美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灵活,针对性和适应性较强,注重培养多种类型的研究生,研究内容多是具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可为新药研究或新剂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等特点作了报道。1990年,出访土耳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药学教育。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彭司勋提出我国高等药学教育除与临床医学密切配合外,有些专业应与医药工业协作,以便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的建议和措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他认为,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工业水平都不尽相同;我国药学教育既不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抄袭,而应实事求是地结合国情,探索创立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药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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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新药研发的耄耋教授
彭司勋在主编教材、书刊和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又在披肝沥胆地从事新药研究。新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涉及多个环节,周期长,难度大,投资多,风险高,短期内难出效果,有的奋斗终生而毫无收获。彭司勋这个经过艰苦岁月磨炼的土家族硬汉子,毅然担起荆棘丛生、风险重重的新药研究和创制的重担,啃起了最难啃的“硬骨头”。他曾主持1979年全国首次“药物设计及定量构效关系(QSAR)”研讨会;1988年“全国新药研究与开发讨论会”;1993年“第四届全国分子力学与药物分子设计学术会议”,对我国新药研究有一定促进作用。文化大革命曾经中断了他的新药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司勋终于能重返新药研究和创制的第一线,便不顾年逾半百,坚持到实验室自己动手做实验。有一次,实验不慎爆炸,殃及彭司勋。他住院仅一周,再也待不住了,匆匆出院,又投入紧张的实验工作。早年,他研究中枢抑制药和抗肿瘤药物,发现吲哚化合物(I2h)具有明显的术后镇痛作用。试制的抗癌药六甲嘧胺,获198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奖,并已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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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彭司勋教授重访美国时,受到旧日的同学、朋友们的热情接待,大家叙旧情、忆往事、十分亲切。当友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他笑着说:“为什么要后悔呢?报效祖国是我早有的愿望,虽然我目前物质条件远比不上你们,但我仍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还经常参政议政哩!生活过得很充实、很愉快。”正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彭司勋教授也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子女,有机会应出国进修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他深信:只有为祖国建设而工作,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立足点。如今,已91岁高龄的彭院士虽患眼疾、视力较差,但仍十分关心药学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药学教育、新药研究,医药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李行的《耄耋之年的新药研发者》,杨敬东、张学军的《“药”之旅》等综合), 百拇医药(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