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妻”:1000万沉默而隐秘的折翅天使(2)
另一位同妻，25岁的小莫，与丈夫相识11年后结婚。婚后，她遭遇了严重的家暴：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丈夫殴打她时，公公就在隔壁房间却视若无睹。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一家早就默认了他的性取向。“为了面子，他爷爷是老师，结婚时风光得很。”小莫提出离婚，家人坚决反对，不得已她向家人说出真相，并到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后第二天，丈夫就从那个城市消失了。
张北川教授记得，十多年来，他接触的同妻们，有的初为人妻，有的怀孕9个月，还有的已是祖母辈分。“我清楚地记得电话中，一些女性因压抑太久和痛苦太沉重，以致失控时的凄厉哭声，”对同妻们的伤痕累累，张北川渐有感知。
2008年底，他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地邀请两位同妻参会。其中一位，20分钟里，一句话也没说；还有一位，自始至终坐在观众席里，背对着人们说话。这次大会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的同妻联合。这一年，参加大会的、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始跟进同妻议题研究。
, 百拇医药
2009年3月底，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除了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女士、张北川教授外，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山东、辽宁、江苏、陕西等各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研讨会开了两天，从诉苦开始。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要从哭泣自怜和网络呻吟中走出，一起去帮助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同妻争取自身权利”。这些共识被整理为国内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份的《同妻联合声明》，发表在关注同志问题的《朋友》刊物上。
, 百拇医药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妻们打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宣言。之后，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这份联合声明和这句口号，都被萧瑶放在中国同妻家园网首页最醒目的位置上。因这次研讨会而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同妻们，还一起去检查艾滋病，甚至集体“参观”了一直好奇却不敢独自进入的同性恋酒吧，“想看看自己老公的另一面是怎么样”。
首次同妻联合会，在《同妻联合声明》中被定性为“很成功的富有意义的开创性会议”。本来不愿放手的那位同妻，终于解开心结，同意离婚。经讨论列出的15件实事，如成立自己的组织“同妻家园”、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成立热线等等，正等待着满腔热情的同妻们一一完成。
“我也觉得她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与女性拉手、接吻、性生活，假装都可以，但临到结婚，要过一辈子，就做不到了。同志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想与异性结婚，有的甚至对自己是同志都没有认同，会自我暗示说，那个女人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一两个月后，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广州同志阿强说。他不止一次碰到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同志向他吐苦水。
, 百拇医药
“很多同志过不了自己那关，他把女人一招一招哄在婚姻关系里，以为结婚就好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消极应对婚姻，对妻子家暴，更多是冷暴力，他借口不回家、讲话没好语气……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阿强说。
晓渠是一位60后已婚同志，出生于北方某个工人家庭。1999年，他离家到外地打工赚钱时，还不了解外面的环境。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将婚姻视作一种牺牲。“年轻时觉得勉强自己可以给她幸福，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给不了的。对她肯定有欺骗，如果不隐瞒，谁会愿意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后，晓渠接触到有关同性恋的信息，知道还有人跟他一样，甚至不结婚也活得很好。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年轻男孩，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不过，男孩送了他一本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晓渠曾半夜在家中客厅里拿起一把水果刀企图自杀，因为女儿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最终断了念头。最后，他跟姐姐坦言，“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他嘱咐姐姐对妻子包容，“我们家欠她的。”
, 百拇医药
晓渠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家，外出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养家，尽管他从来没爱过妻子。离家十多年后，他独自在几千公里外的南方小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女儿。每年春节后离开时，全家人都抱头痛哭。“老婆和我不一样，她是不舍，我是愧疚。”
他跟女儿关系很好。有天他问女儿，“如果你发现爸爸不是完美的人，怎么办？”女儿想了很久说，“每个人都有缺陷，谁都会不完美。”事后，女儿偷偷问小伙伴，“你说我爸问这话是啥意思？”他原本打算为孩子有天发现他是同志做铺垫，问完又觉得这对孩子还是太突然了。
几年前，他找过一个情人，对方也是已婚同志，两人在一起3年。这一切，他在老家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不担心她发现我是同性恋。她提出离婚，我会同意，但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不可能离婚。如果她知道，我估计她要挣扎很长时间。”
他对爱情仍怀有憧憬，又悲观地觉得：“找到彼此相爱的，对我来说，太渺茫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回老家，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我是觉得很惨，年纪大了，你要抓那个东西，怎么都抓不到。与其被别人挑，不如放弃了。”晓渠嘴角微微抽动，“我也觉得她过得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 http://www.100md.com
“同妻”群体与复杂的社会现实
起初，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小培觉得，解决同妻问题，大部分可以参考同志群体的经验。比如，同志群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条热线组织起来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试试。研讨会上，有8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热线。她们买了新的手机卡，将号码印上宣传名片，还挂在一个从来不更新、只提供联系方式的同妻网页上。然而，何小培很快发现，印制名片是最没用的一种办法——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发。发给大街上的普通人，显得有点唐突；发给同性恋酒吧里的男同们，又显得特别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恋把名片带给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号码，真正要拨出电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打给粉色空间的同妻热线里，有人将号码牢牢记着几个月，却一直不敢打，“因为一打，就说明我丈夫是同性恋了。”还有的人，几个小时似乎讲完了一辈子憋着的话，直到听筒发烫仍不肯放手。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电话中，“从来没有人打来第二次”。
, 百拇医药
“同妻”，只是一个伴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婚姻结束，它又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没有多余心力为别人鼓与呼；离婚的同妻，又宁愿脱离这个群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它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静下心来发出声音。“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我们只能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何小培说。
而同妻们声讨的对象，在婚姻中对立的男同们，其实也是另一个弱势群体。“不能因为支持弱者发声，而伤害另一个群体”，张北川教授担心，同妻问题的声张，很可能强化社会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最近，他听说的一条“新闻”是，在浙江某县级市，一个高一男生，因为向同学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检讨并强制退学。
在农村地区，倘若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门，也意味着可预见的晚景凄凉。而在城市，面对着指望早日含饴弄孙的父母，很多男同们亦可能违心走入婚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面前，男同和同妻们又是一体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同妻问题的部分解决，有赖于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进展。“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说。, 百拇医药(吴雨)
张北川教授记得，十多年来，他接触的同妻们，有的初为人妻，有的怀孕9个月，还有的已是祖母辈分。“我清楚地记得电话中，一些女性因压抑太久和痛苦太沉重，以致失控时的凄厉哭声，”对同妻们的伤痕累累，张北川渐有感知。
2008年底，他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地邀请两位同妻参会。其中一位，20分钟里，一句话也没说；还有一位，自始至终坐在观众席里，背对着人们说话。这次大会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的同妻联合。这一年，参加大会的、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始跟进同妻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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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底，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除了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女士、张北川教授外，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山东、辽宁、江苏、陕西等各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研讨会开了两天，从诉苦开始。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要从哭泣自怜和网络呻吟中走出，一起去帮助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同妻争取自身权利”。这些共识被整理为国内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份的《同妻联合声明》，发表在关注同志问题的《朋友》刊物上。
, 百拇医药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妻们打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宣言。之后，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这份联合声明和这句口号，都被萧瑶放在中国同妻家园网首页最醒目的位置上。因这次研讨会而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同妻们，还一起去检查艾滋病，甚至集体“参观”了一直好奇却不敢独自进入的同性恋酒吧，“想看看自己老公的另一面是怎么样”。
首次同妻联合会，在《同妻联合声明》中被定性为“很成功的富有意义的开创性会议”。本来不愿放手的那位同妻，终于解开心结，同意离婚。经讨论列出的15件实事，如成立自己的组织“同妻家园”、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成立热线等等，正等待着满腔热情的同妻们一一完成。
“我也觉得她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与女性拉手、接吻、性生活，假装都可以，但临到结婚，要过一辈子，就做不到了。同志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想与异性结婚，有的甚至对自己是同志都没有认同，会自我暗示说，那个女人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一两个月后，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广州同志阿强说。他不止一次碰到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同志向他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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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志过不了自己那关，他把女人一招一招哄在婚姻关系里，以为结婚就好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消极应对婚姻，对妻子家暴，更多是冷暴力，他借口不回家、讲话没好语气……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阿强说。
晓渠是一位60后已婚同志，出生于北方某个工人家庭。1999年，他离家到外地打工赚钱时，还不了解外面的环境。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将婚姻视作一种牺牲。“年轻时觉得勉强自己可以给她幸福，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给不了的。对她肯定有欺骗，如果不隐瞒，谁会愿意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后，晓渠接触到有关同性恋的信息，知道还有人跟他一样，甚至不结婚也活得很好。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年轻男孩，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不过，男孩送了他一本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晓渠曾半夜在家中客厅里拿起一把水果刀企图自杀，因为女儿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最终断了念头。最后，他跟姐姐坦言，“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他嘱咐姐姐对妻子包容，“我们家欠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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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渠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家，外出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养家，尽管他从来没爱过妻子。离家十多年后，他独自在几千公里外的南方小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女儿。每年春节后离开时，全家人都抱头痛哭。“老婆和我不一样，她是不舍，我是愧疚。”
他跟女儿关系很好。有天他问女儿，“如果你发现爸爸不是完美的人，怎么办？”女儿想了很久说，“每个人都有缺陷，谁都会不完美。”事后，女儿偷偷问小伙伴，“你说我爸问这话是啥意思？”他原本打算为孩子有天发现他是同志做铺垫，问完又觉得这对孩子还是太突然了。
几年前，他找过一个情人，对方也是已婚同志，两人在一起3年。这一切，他在老家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不担心她发现我是同性恋。她提出离婚，我会同意，但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不可能离婚。如果她知道，我估计她要挣扎很长时间。”
他对爱情仍怀有憧憬，又悲观地觉得：“找到彼此相爱的，对我来说，太渺茫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回老家，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我是觉得很惨，年纪大了，你要抓那个东西，怎么都抓不到。与其被别人挑，不如放弃了。”晓渠嘴角微微抽动，“我也觉得她过得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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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妻”群体与复杂的社会现实
起初，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小培觉得，解决同妻问题，大部分可以参考同志群体的经验。比如，同志群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条热线组织起来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试试。研讨会上，有8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热线。她们买了新的手机卡，将号码印上宣传名片，还挂在一个从来不更新、只提供联系方式的同妻网页上。然而，何小培很快发现，印制名片是最没用的一种办法——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发。发给大街上的普通人，显得有点唐突；发给同性恋酒吧里的男同们，又显得特别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恋把名片带给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号码，真正要拨出电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打给粉色空间的同妻热线里，有人将号码牢牢记着几个月，却一直不敢打，“因为一打，就说明我丈夫是同性恋了。”还有的人，几个小时似乎讲完了一辈子憋着的话，直到听筒发烫仍不肯放手。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电话中，“从来没有人打来第二次”。
, 百拇医药
“同妻”，只是一个伴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婚姻结束，它又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没有多余心力为别人鼓与呼；离婚的同妻，又宁愿脱离这个群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它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静下心来发出声音。“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我们只能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何小培说。
而同妻们声讨的对象，在婚姻中对立的男同们，其实也是另一个弱势群体。“不能因为支持弱者发声，而伤害另一个群体”，张北川教授担心，同妻问题的声张，很可能强化社会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最近，他听说的一条“新闻”是，在浙江某县级市，一个高一男生，因为向同学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检讨并强制退学。
在农村地区，倘若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门，也意味着可预见的晚景凄凉。而在城市，面对着指望早日含饴弄孙的父母，很多男同们亦可能违心走入婚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面前，男同和同妻们又是一体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同妻问题的部分解决，有赖于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进展。“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说。, 百拇医药(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