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的最后时光
李炎唐是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接触了数以万计的患者，曾为毛主席、周总理的治疗研制药品，为邓小平同志主刀手术，为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诚、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军队高级将领治疗、做手术和保健……为此，他对患者，特别对南楼高干病房有着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我亲手诊治过的老首长中，黄克诚大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坚持真理，一生坎坷，长期跟随毛主席，却在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军事俱乐部”，后来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为党和军队立下汗马功劳。直到今天，他那朴实的形象、诚恳的话语和感人的精神，始终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七十年代被押着来看病
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冬天，我同黄克诚第一次见面，地点在301医院急诊室。当时，我在门诊值班。看见两个战士押来一个人，我看介绍信是中央专案组一办来的，介绍的病人也没有用他的名字，而是用化名。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黄克诚。我一惊，这就是已打倒十多年的黄克诚吗？他还活着？当时，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头发也没有梳理，瘦削的面孔，而且咳嗽得很厉害，嗓子里呼呼作响，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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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见到黄克诚，与当初听说“彭黄路线”时的心情也不一样，由于目睹了那么多正直的人，特别是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打倒，我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是非观点，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反党？所以，当我看到这位被折磨得残喘余息的老人时，首先从医生良知上的反应就是救死扶伤……
“他的病很严重!”我对押他的两个战士说。但只有这两个战士，也没来医生和办案人员，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也没啥主意。“要住院。”我见他们没主意就自己做了主，他们也没说什么。我马上打电话问病房，回答没有床。“没床怎么办呢？”我报告黄克诚。他一听说没有病床，就说了一句话：“我得住院看了，住哪里都行。”我对两个战士说：“他得住院，我开了个急诊单，你们去病房，看能不能加床？”两个战士还是没说话，拿着住院单把他带走了……
后来，我心里好一阵子还惦记着这件事情。有一天，我问住院部的一个熟人，得知黄克诚被收治了我才放心。此事我在前不久从《黄克诚自述》中得知，当时黄克诚拿着住院单还真没让住院，病房说的是没床位，他的家属写信向邓小平反映。当时邓小平已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他听说医生开了急诊住院单但没床位，立即批示让安排住院，黄克诚才得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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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到医院做手术
我第二次再见黄克诚，是在“四人帮”刚打倒不久。那一次，他住在南楼高干病房，好像是住的一间军级干部的房子。当时，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会诊，到病房一见面就认出了他。
首长穿一身灰色衣服，头发还是那样稀疏。当时，他牙齿也没几颗了，一口的湖南话，但精神略好了些。按要求，我主要对我负责的专科问题进行检查诊断。为了有效诊断，我向他问了一些情况：“首长，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啊？”“哦!”他若有所思地说，“早了，很厉害的一次是1967年吧。”我脑子里转了转，1967年正值“文革”盛行时期，当时“彭、黄”案件在中央已立案审查，估计正是批斗、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当时在哪儿看的病啊？”“到处看，但主要在267医院。”
从病房出来，我将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建议手术。大家听说要手术，表情有些严肃。主要考虑黄克诚已经70岁，肺部不好，身体虚弱，怕引起什么意外，但不做手术问题又解决不了，于是，我建议先全面检查再说。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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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查，黄克诚肝脏、心脏没什么问题，只是肺部有些老毛病，有做手术的可能，但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我们便再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做吧。”他大概是考虑到做有危险，但不做更难受、更危险。最后，他同意手术，随后请他夫人签字。我们告知主要怕手术后发生肺炎，引起心衰。他夫人很干脆地签了字说：“有危险也得做，我们相信医院。”
手术在认真准备后进行。手术比较顺利，手术后三班特护，内科曾诚富主任负责。每天查房我们让黄克诚吸氧，护士来帮助他咳嗽咯痰。首长很配合，四天后坐了起来。原来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我感到老人家生命力真强。黄克诚做手术后，在恢复期我有时跟首长随便聊聊，但是我从不问他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事，避免让他回忆起那段受冤屈而不愉快的岁月。他从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了。
当时至少有三点：一是他话不多，一看很有性格，很有个性，内心很刚强；二是他身体不好，受了很大的折磨，但没什么哀怨，胸怀很坦荡；三是生活很简朴，吃饭穿衣很简单，对医生和工作人员没什么要求，很和蔼，是那种很纯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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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光仍有一种精神力量
黄克诚同志的晚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就在他最后的时光，更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力量。那时，黄老快80岁了，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迫害，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特别是眼睛看不见了，不能阅读，他每天只能听文件，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他靠耳朵关注着世界、人民和军队。听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讲，每一次护士劝他休息，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是啊，一位政治家，被打倒近20年，他要把时间夺回来。
黄克诚早年患有气管炎，积劳成疾，每到冬季就发作，一咳就是几十分钟，很痛苦。1985年，黄克诚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大家都劝他出去走一走。我们也考虑到南方空气好，有利他的恢复，但他谢绝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从他出来工作到去世，他就这样一直在北京度过。
1986年12月28日11时，黄克诚大将走完了他辉煌的八十多载的人生旅程。(据《南楼往事-301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
编辑/吴雨, 百拇医药
在我亲手诊治过的老首长中，黄克诚大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坚持真理，一生坎坷，长期跟随毛主席，却在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军事俱乐部”，后来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为党和军队立下汗马功劳。直到今天，他那朴实的形象、诚恳的话语和感人的精神，始终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七十年代被押着来看病
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冬天，我同黄克诚第一次见面，地点在301医院急诊室。当时，我在门诊值班。看见两个战士押来一个人，我看介绍信是中央专案组一办来的，介绍的病人也没有用他的名字，而是用化名。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黄克诚。我一惊，这就是已打倒十多年的黄克诚吗？他还活着？当时，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头发也没有梳理，瘦削的面孔，而且咳嗽得很厉害，嗓子里呼呼作响，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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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见到黄克诚，与当初听说“彭黄路线”时的心情也不一样，由于目睹了那么多正直的人，特别是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打倒，我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是非观点，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反党？所以，当我看到这位被折磨得残喘余息的老人时，首先从医生良知上的反应就是救死扶伤……
“他的病很严重!”我对押他的两个战士说。但只有这两个战士，也没来医生和办案人员，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也没啥主意。“要住院。”我见他们没主意就自己做了主，他们也没说什么。我马上打电话问病房，回答没有床。“没床怎么办呢？”我报告黄克诚。他一听说没有病床，就说了一句话：“我得住院看了，住哪里都行。”我对两个战士说：“他得住院，我开了个急诊单，你们去病房，看能不能加床？”两个战士还是没说话，拿着住院单把他带走了……
后来，我心里好一阵子还惦记着这件事情。有一天，我问住院部的一个熟人，得知黄克诚被收治了我才放心。此事我在前不久从《黄克诚自述》中得知，当时黄克诚拿着住院单还真没让住院，病房说的是没床位，他的家属写信向邓小平反映。当时邓小平已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他听说医生开了急诊住院单但没床位，立即批示让安排住院，黄克诚才得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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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到医院做手术
我第二次再见黄克诚，是在“四人帮”刚打倒不久。那一次，他住在南楼高干病房，好像是住的一间军级干部的房子。当时，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会诊，到病房一见面就认出了他。
首长穿一身灰色衣服，头发还是那样稀疏。当时，他牙齿也没几颗了，一口的湖南话，但精神略好了些。按要求，我主要对我负责的专科问题进行检查诊断。为了有效诊断，我向他问了一些情况：“首长，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啊？”“哦!”他若有所思地说，“早了，很厉害的一次是1967年吧。”我脑子里转了转，1967年正值“文革”盛行时期，当时“彭、黄”案件在中央已立案审查，估计正是批斗、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当时在哪儿看的病啊？”“到处看，但主要在267医院。”
从病房出来，我将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建议手术。大家听说要手术，表情有些严肃。主要考虑黄克诚已经70岁，肺部不好，身体虚弱，怕引起什么意外，但不做手术问题又解决不了，于是，我建议先全面检查再说。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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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查，黄克诚肝脏、心脏没什么问题，只是肺部有些老毛病，有做手术的可能，但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我们便再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做吧。”他大概是考虑到做有危险，但不做更难受、更危险。最后，他同意手术，随后请他夫人签字。我们告知主要怕手术后发生肺炎，引起心衰。他夫人很干脆地签了字说：“有危险也得做，我们相信医院。”
手术在认真准备后进行。手术比较顺利，手术后三班特护，内科曾诚富主任负责。每天查房我们让黄克诚吸氧，护士来帮助他咳嗽咯痰。首长很配合，四天后坐了起来。原来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我感到老人家生命力真强。黄克诚做手术后，在恢复期我有时跟首长随便聊聊，但是我从不问他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事，避免让他回忆起那段受冤屈而不愉快的岁月。他从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了。
当时至少有三点：一是他话不多，一看很有性格，很有个性，内心很刚强；二是他身体不好，受了很大的折磨，但没什么哀怨，胸怀很坦荡；三是生活很简朴，吃饭穿衣很简单，对医生和工作人员没什么要求，很和蔼，是那种很纯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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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光仍有一种精神力量
黄克诚同志的晚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就在他最后的时光，更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力量。那时，黄老快80岁了，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迫害，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特别是眼睛看不见了，不能阅读，他每天只能听文件，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他靠耳朵关注着世界、人民和军队。听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讲，每一次护士劝他休息，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是啊，一位政治家，被打倒近20年，他要把时间夺回来。
黄克诚早年患有气管炎，积劳成疾，每到冬季就发作，一咳就是几十分钟，很痛苦。1985年，黄克诚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大家都劝他出去走一走。我们也考虑到南方空气好，有利他的恢复，但他谢绝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从他出来工作到去世，他就这样一直在北京度过。
1986年12月28日11时，黄克诚大将走完了他辉煌的八十多载的人生旅程。(据《南楼往事-301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
编辑/吴雨,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