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被鉴定成偶合，就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说：“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就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

    在医院和各个政府部门间长期奔走之后，梁永立被残酷的鉴定结论击垮了。“我忙了两年，最终一无所成，感觉很心酸绝望”，他恐惧于女儿如何在早已赤贫的家境里生存。

    2005年5月4日，梁永立骑着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沿着107国道，恍恍惚惚地孤身前往千里之外的北京上访。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认为，遥远而陌生的北京是“能讨到说法的地方。”走时，他甚至没有跟妻子告别，以至于刘雪云曾一度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在好心路人的接济下，一个月后，蓬头垢面精疲力竭的梁永立抵达了北京。这是一次盲目而又毫无意义的上访之行——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北京游荡了几天，只在卫生部的信访处获得了一次短暂的接访，接访人员告诉他，会将事情交有关方面跟进。

    当他又花了大半月骑自行车回到家乡时，在刘雪云眼里，已“跟叫花子没有区别。”除了“瘦了30多斤”，这位固执的父亲一无所获。

    疑问

    同一病房四名同样遭遇的“偶合”儿童

    唯一令他欣慰的是，在他外出上访时，一位名叫余同安的人找到了他家。余同安是距离梁永立家30多公里外的江门古井镇人，他与梁永立一样，是另一位怀疑自己孩子遭到疫苗伤害的家长。

    余同安小孩的经历跟梁永立几乎一致。2005年3月11日，他已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余荣辉放学回家后出现发热、头疼、呕吐症状，而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