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肿瘤患者身上做得太多
“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这是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警世恒言。事实上，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患者，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直接使患者对种种医疗行为产生“恐惧感”。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却仍然不得不花费精力，执著地识别、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一位患者临终前在互联网上说：“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每天，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尽头了，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
一位网友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 http://www.100md.com
当然，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
要挑战过度医疗太难
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位医学院士曾举例说明：“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10000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患者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
, 百拇医药
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
对生命关怀远远不足
之所以提出肿瘤的“适宜治疗”理念，还因为在对过度医疗一边倒的诟病中，与过度治疗同样严重存在的“治疗不足”和“治疗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对“身”处置过度，对“心理治疗”等关注不足。
肿瘤病因机体内外环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样性、肿瘤病理形态的异质性、手术和放疗的局限性、药物治疗中的多药耐药性、患者心理素质和社会状况及基础疾病的复杂性、医生观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等，常使肿瘤治疗显得无定力、无层次——或者“一条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疗不止”；或者左顾右盼，拿捏不准患者是否获益的“治疗拐点”、治疗重点应否转移；或者干脆放任，将其边缘化而无人问津。
, http://www.100md.com
显然，要走出这种窘境，首先应当明确治疗的目标，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肿瘤医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
肿瘤治疗的目标不能紊乱
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对生命、对患者、对实践的深刻认知和尊重，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坚定对所有肿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过度，进行“适宜治疗”的信念。
社会对肿瘤医生的职业要求是：以善良悯人之心，给患者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肩负起做幸福感的传递者和幸福梦的“圆梦人”的责任，锻造并赋予一个生命以崭新的面貌，哪怕这个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对肿瘤“适宜治疗”的追求就在于让肿瘤患者即便行将辞世，也能不留遗憾地对这个世界和他们的亲人说一声：“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也对自己的医生满意。”
(摘自《健康报》), 百拇医药(钟烙)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一位患者临终前在互联网上说：“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每天，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尽头了，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
一位网友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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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
要挑战过度医疗太难
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位医学院士曾举例说明：“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10000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患者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
, 百拇医药
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
对生命关怀远远不足
之所以提出肿瘤的“适宜治疗”理念，还因为在对过度医疗一边倒的诟病中，与过度治疗同样严重存在的“治疗不足”和“治疗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对“身”处置过度，对“心理治疗”等关注不足。
肿瘤病因机体内外环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样性、肿瘤病理形态的异质性、手术和放疗的局限性、药物治疗中的多药耐药性、患者心理素质和社会状况及基础疾病的复杂性、医生观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等，常使肿瘤治疗显得无定力、无层次——或者“一条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疗不止”；或者左顾右盼，拿捏不准患者是否获益的“治疗拐点”、治疗重点应否转移；或者干脆放任，将其边缘化而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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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走出这种窘境，首先应当明确治疗的目标，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肿瘤医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
肿瘤治疗的目标不能紊乱
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对生命、对患者、对实践的深刻认知和尊重，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坚定对所有肿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过度，进行“适宜治疗”的信念。
社会对肿瘤医生的职业要求是：以善良悯人之心，给患者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肩负起做幸福感的传递者和幸福梦的“圆梦人”的责任，锻造并赋予一个生命以崭新的面貌，哪怕这个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对肿瘤“适宜治疗”的追求就在于让肿瘤患者即便行将辞世，也能不留遗憾地对这个世界和他们的亲人说一声：“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也对自己的医生满意。”
(摘自《健康报》), 百拇医药(钟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