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这行后，有可能是把对外公外婆的小爱变成了对很多逝者家庭的大爱，我才逐步感觉这一块缺失慢慢被弥合了。

    安：尽管有小时候的遗憾，但一个走过T台，做过外企的人走入这行还是挺与众不同的。

    伊：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跟普通的邻家女孩一样的，成家、立业、生育，28岁就完成了这些，别人眼里已经是完美人生。那时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做全职太太，但这不是我要的，除了女性角色，我还需要社会角色。另一个选择是切换一种角色，于是选择了这个具有挑战的职业。

    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伊：一进入这行，扑面而来的重击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想得多了，我挑战的并不是职业，而是观念。

    记得1996年，我们想筹建阮玲玉纪念碑，于是我去找上海电影家协会。

    那是坐落在外滩的一幢老洋房，我敲开门，门里的人问：“你哪里的？”我说：“福寿园的，”他问：“福寿园是做什么的？”我说：“是个墓地。”话音未落，那扇重重的落地柚木门啪地一下就直接甩了过来，狠狠地撞到我头上，顿时起了个大包。

    我当然没有推门去论理，一大早去找人家，估计人家觉得很忌讳，上海话讲“触霉头”，我也理解人家，但是痛得钻心，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那一晚，我失眠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凭我们几个人一己之力，能不能脱胎换骨？我都有点怀疑了。

    另一个难题就是父母的反对，那次是我们家最大的一次矛盾。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特别不能理解，也接受不了的。说：“以后人家问我们，你女儿在哪里工作？我女儿在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