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前传》:多义而敞开的半部杰作
[内容摘要]
《铁木前传》中，情感与伦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傅老刚和黎老东之间的友情失落，还表现为六儿、九儿基于不同人生态度的情感选择。
[关键词]
《铁木前传》；乡村发现；童年叙事
《铁木前传》中，对主导性叙事意图所产生的最大枝蔓莫过于小满儿的出现。她是孙犁继双眉、俗儿之后，塑造的第三个“问题女人”，然而其性格的内在张力远远超出前二者，是孙犁笔下最丰满亦最具阐释空间的女性形象。小说的多义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源于人们对这一形象的多维度理解。
小满儿同样作为“外来者”进入黎村的社会生活，她的“进入”在傅老刚和九儿退出黎村再次返回之前。这是一个不无意味的叙事设置，表明在作者看来，小满儿的故事和关于铁、木友谊的故事具有同等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当傅老刚再次进入之前，黎村因小满儿的先期进入而形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貌。然而，一旦进入文本叙事的运作，围绕有关小满儿的一切，几乎造成了对主导性叙事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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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黎村的小满儿，其已婚身份和具有“惊艳”效果的美貌形成一对本源性的矛盾。因是已婚妇女，她与六儿之间的恋情不能见容于乡村道德规范，被看作是“鬼混”。二人的“鬼混”关系在乡村伦理规约下，或表现为已婚妇女对未婚男青年的“勾引”，或被看作男青年对人妻的”霸占”。无论于情理还是法理，他们都应该是被谴责的对象。
然而，作者一开始便有意悬置对笔底人物另类婚恋的道德评判，表现出情感态度和道德评判上的宽容，亦即小满儿身上潜在具有的“无耻性”被作者刻意悬置，有意让她成为有待深入发现的人物。
黎村各色男青年对小满儿的“趋奉”将其逼向“无耻”的道德死角。这不仅表现为六儿和她之间那种志趣相投的爱恋，还体现在其他人因对其美貌的垂涎而无法遏抑的性想像上。
“碾米事件”中，平时怯懦、胆小的大壮被小满儿的美丽召唤出惊人的勇气，众目睽暌之下借口帮助推碾而与这个涉嫌“无耻”的女人有了牵连，导致大壮女人和小满儿姐姐之间发生一场“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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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又因“鸽子事件”引发与杨卯儿的冲突，但小满儿咄咄逼人的愤怒斥责，在对方心里所激起的并不是还击的欲望，相反，“倾听着她的斥责，就像知罪的宗教徒接受天谴一般”。这一切都源于小满儿的美貌和某种超离“无耻”的品性。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碾米事件”还是“鸽子事件”，男人们那有悖常理的行为和心理反应并不仅仅为了反衬小满儿的美丽。小说由此分别导引出大壮的婚姻状况以及杨卯儿的故事。大壮对小满儿的勇敢趋奉一方面源自小满儿外表之美，但更为内在的却源于他对自身婚姻状况难以言说的不满。小说所插入的杨卯儿的故事不仅凸显他那“抬硬杠，一根筋，死赖帐，翻脸不认人”的个性，更在其对女人无法压抑的向往和勇敢追求中显示出存于其内心的性饥渴和获取异性关爱的渴望。
小说无论对“碾米事件”及其余波，还是对杨卯儿“有趣”往事的叙述都充满喜剧性。在作者那温和而宽容的观照中包含着迥异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乡村发现。如果说柳青、周立波们基于阶级斗争理念，发现了中国乡村的阶级分野的话，那么孙犁的乡村发现则出于婚姻伦理之维。从大壮身上发现了乡村那不能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更对杨卯儿的性焦虑表示莫大同情。而这些在他看来是更有待发现而又被阶级斗争视野遮蔽掉的乡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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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观照解放后新农村的伦理视角，在对小满儿的进一步刻画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有意思的是，同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诸多叙事文本一样，《铁木前传》中也有一个“从省里来的干部”，而且“从各方面看，都像一个高级干部”。然而，与其他下乡干部不同的是，进驻黎村的“高级干部”并不具备权威性。借住杨卯儿家，就因为没有附和其“抬硬杠”而被赶了出来。他恐怕是“十七年文学”中最窝囊的下乡干部。但“窝囊”却源于他那非同一般的下乡目的。他自认为是“来了解人的”。而以指导工作的身份下乡的干部，身份和心态往往凌驾于乡村普通民众之上，并对他们主要起到一种规训作用。
当这位“了解人的”干部被安排进黎大傻家试图接触小满儿时，对方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晚的静夜相处，小满儿大有勾引干部、拉干部下水之嫌，但干部从她身上反倒感受到一种“无邪”之美。小满儿还对其下乡意图的实现给予了发自内心的真诚提醒。这无疑是孙犁本人主观经验的投射。这一提醒改变了干部对小满儿的观感，更坚定了“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的想法。
, 百拇医药 小满儿与来找她回去的母亲间所发生的冲突，亦渐渐让这个女人的身世和不幸婚姻浮出水面。她对母亲的强硬态度充分显示一个乡村女子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和对真爱的向往。她那在小说前半部分被悬置的“无耻”从此逐渐淡出，而“无邪”之美已然凸显。如果说通过静夜相处，干部对小满儿的认知还在“无耻”与“无邪”间犹疑，那么次日清晨的场景已是出于对其“无邪”的欣赏。
随着干部认识的深入，隐含作者对小满儿的道德评判自然发生了逆转——“小满儿由一个否定的形象，转变为这篇小说最打动人的悲剧式主人公”。
干部使孙犁的“本我”凸显于文本，其观照角度和价值判断的变化分明显示出作家本人下乡之后的乡村发现。如果说作为下乡干部，他发现了乡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并试图有所表现的话，那么在与小满儿、杨卯儿等乡村“另类”人物的接触中，他发现解放后的新农村仍然存在“另类”的婚姻现实和情感状态。这让孙犁在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时代发现了处于时代死角被忽视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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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他发现了并不能见容于时代理想道德伦理的个人情感状态和源自性苦闷的精神苦难，亦即他发现了新时代里全然不同的声音，并让这不同的声音尽情表露出来。小满儿在干部面前对其精神苦难的哭诉和内心诉求的申诉，是一个处于弱势的乡村妇女面对压抑自己的时代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正是这一乡村发现，也让今天的读者对《铁木前传》的主题思想又有“新探”，认为是“对真挚友情的深情呼唤和对美满婚姻的热切企盼”。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干部对于小满儿的认知亦是孙犁对时代认知的潜在表达。这种认知充满矛盾和悖论，自然也就决定着小说主题的多义性。从任一角度进行阐说都不无道理，但要将基于某一叙事层面的主题认定为小说的惟一主题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铁木前传》中，情感与伦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傅老刚和黎老东之间的友情失落，还表现为六儿、九儿基于不同人生态度的情感选择。
当九儿随父亲再次回到黎村，同样发现与六儿之间曾经有过的青梅竹马的纯真已难重续。六儿在童年玩耍时所表现出的个性就已决定日后向小满儿的靠拢，但九儿的失落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痛。小说只有很少几处表达了她想将幼年的情感转化为青年的恋情而不可得的淡淡伤感。在集体生活的感召下，作者为其情感归属预留了极为充分的发展空间，读者似乎可以想见日后她和四儿基于集体主义先进理想的结合。正如小说临近结束她对爱情的“严肃”思考：“它的结合，和童年的伴侣，并不一样。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勤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才能经受得起人生历程的万水千山的考验，才能真正巩固和永久吧”；但接着她又马上意识到“当然，爱情，可以在庄严的工作里形成，也可以在童年式的嬉笑里形成”。这里似乎又潜在表达出姑娘还是向往童年的友情能够顺延成爱情。九儿关于爱情的思考，毫无疑问传达出当时的主导性爱情观，与此相对，六儿和小满儿的爱情则无疑属于“另类”。然而，孙犁似乎无意给这种代表主流价值取向的爱情观以明确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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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当傅老刚向九儿问及六儿时，姑娘只以沉默压抑潜藏心底的隐痛。九儿的复杂心态同样显示出作者面对这两种爱情观的矛盾，矛盾心态同样被孙犁式的景物描写遮掩。作者似乎并不想把当时社会占主流的爱情伦理强加给九儿，就正如他并不把一种先在的道德判断强加给小满儿一样。这显示出孙犁对笔下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关爱与尊重。这份关爱让小说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度，让人感受到一种温热，一种闪耀人性光辉的赤诚。这种始终保持情感温度的叙事让《铁木前传》发散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2]孙犁，孙犁文集第五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3]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J]河北文学，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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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胜威，悲歌友情的失落渴求人性的复归——《铁木前传》主题新探[J]武汉师院汉口分部校刊，1981，(2)
[5]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J]文艺报，1 962，(10)
[6]田小军，简论《铁木前传》的主题思想[J]_河北大学学报，2000，(1)
[7]滕云，《铁木前传》新评[J]新港，1979，(9)
[8]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J]鸭绿江，1 979，(12)
[9]孙犁，人道主义·创作流派——答吴泰昌问[J]文汇月刊，1981,(2), 百拇医药(叶君)
《铁木前传》中，情感与伦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傅老刚和黎老东之间的友情失落，还表现为六儿、九儿基于不同人生态度的情感选择。
[关键词]
《铁木前传》；乡村发现；童年叙事
《铁木前传》中，对主导性叙事意图所产生的最大枝蔓莫过于小满儿的出现。她是孙犁继双眉、俗儿之后，塑造的第三个“问题女人”，然而其性格的内在张力远远超出前二者，是孙犁笔下最丰满亦最具阐释空间的女性形象。小说的多义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源于人们对这一形象的多维度理解。
小满儿同样作为“外来者”进入黎村的社会生活，她的“进入”在傅老刚和九儿退出黎村再次返回之前。这是一个不无意味的叙事设置，表明在作者看来，小满儿的故事和关于铁、木友谊的故事具有同等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当傅老刚再次进入之前，黎村因小满儿的先期进入而形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貌。然而，一旦进入文本叙事的运作，围绕有关小满儿的一切，几乎造成了对主导性叙事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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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黎村的小满儿，其已婚身份和具有“惊艳”效果的美貌形成一对本源性的矛盾。因是已婚妇女，她与六儿之间的恋情不能见容于乡村道德规范，被看作是“鬼混”。二人的“鬼混”关系在乡村伦理规约下，或表现为已婚妇女对未婚男青年的“勾引”，或被看作男青年对人妻的”霸占”。无论于情理还是法理，他们都应该是被谴责的对象。
然而，作者一开始便有意悬置对笔底人物另类婚恋的道德评判，表现出情感态度和道德评判上的宽容，亦即小满儿身上潜在具有的“无耻性”被作者刻意悬置，有意让她成为有待深入发现的人物。
黎村各色男青年对小满儿的“趋奉”将其逼向“无耻”的道德死角。这不仅表现为六儿和她之间那种志趣相投的爱恋，还体现在其他人因对其美貌的垂涎而无法遏抑的性想像上。
“碾米事件”中，平时怯懦、胆小的大壮被小满儿的美丽召唤出惊人的勇气，众目睽暌之下借口帮助推碾而与这个涉嫌“无耻”的女人有了牵连，导致大壮女人和小满儿姐姐之间发生一场“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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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又因“鸽子事件”引发与杨卯儿的冲突，但小满儿咄咄逼人的愤怒斥责，在对方心里所激起的并不是还击的欲望，相反，“倾听着她的斥责，就像知罪的宗教徒接受天谴一般”。这一切都源于小满儿的美貌和某种超离“无耻”的品性。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碾米事件”还是“鸽子事件”，男人们那有悖常理的行为和心理反应并不仅仅为了反衬小满儿的美丽。小说由此分别导引出大壮的婚姻状况以及杨卯儿的故事。大壮对小满儿的勇敢趋奉一方面源自小满儿外表之美，但更为内在的却源于他对自身婚姻状况难以言说的不满。小说所插入的杨卯儿的故事不仅凸显他那“抬硬杠，一根筋，死赖帐，翻脸不认人”的个性，更在其对女人无法压抑的向往和勇敢追求中显示出存于其内心的性饥渴和获取异性关爱的渴望。
小说无论对“碾米事件”及其余波，还是对杨卯儿“有趣”往事的叙述都充满喜剧性。在作者那温和而宽容的观照中包含着迥异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乡村发现。如果说柳青、周立波们基于阶级斗争理念，发现了中国乡村的阶级分野的话，那么孙犁的乡村发现则出于婚姻伦理之维。从大壮身上发现了乡村那不能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更对杨卯儿的性焦虑表示莫大同情。而这些在他看来是更有待发现而又被阶级斗争视野遮蔽掉的乡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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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观照解放后新农村的伦理视角，在对小满儿的进一步刻画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有意思的是，同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诸多叙事文本一样，《铁木前传》中也有一个“从省里来的干部”，而且“从各方面看，都像一个高级干部”。然而，与其他下乡干部不同的是，进驻黎村的“高级干部”并不具备权威性。借住杨卯儿家，就因为没有附和其“抬硬杠”而被赶了出来。他恐怕是“十七年文学”中最窝囊的下乡干部。但“窝囊”却源于他那非同一般的下乡目的。他自认为是“来了解人的”。而以指导工作的身份下乡的干部，身份和心态往往凌驾于乡村普通民众之上，并对他们主要起到一种规训作用。
当这位“了解人的”干部被安排进黎大傻家试图接触小满儿时，对方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晚的静夜相处，小满儿大有勾引干部、拉干部下水之嫌，但干部从她身上反倒感受到一种“无邪”之美。小满儿还对其下乡意图的实现给予了发自内心的真诚提醒。这无疑是孙犁本人主观经验的投射。这一提醒改变了干部对小满儿的观感，更坚定了“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的想法。
, 百拇医药 小满儿与来找她回去的母亲间所发生的冲突，亦渐渐让这个女人的身世和不幸婚姻浮出水面。她对母亲的强硬态度充分显示一个乡村女子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和对真爱的向往。她那在小说前半部分被悬置的“无耻”从此逐渐淡出，而“无邪”之美已然凸显。如果说通过静夜相处，干部对小满儿的认知还在“无耻”与“无邪”间犹疑，那么次日清晨的场景已是出于对其“无邪”的欣赏。
随着干部认识的深入，隐含作者对小满儿的道德评判自然发生了逆转——“小满儿由一个否定的形象，转变为这篇小说最打动人的悲剧式主人公”。
干部使孙犁的“本我”凸显于文本，其观照角度和价值判断的变化分明显示出作家本人下乡之后的乡村发现。如果说作为下乡干部，他发现了乡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并试图有所表现的话，那么在与小满儿、杨卯儿等乡村“另类”人物的接触中，他发现解放后的新农村仍然存在“另类”的婚姻现实和情感状态。这让孙犁在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时代发现了处于时代死角被忽视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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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他发现了并不能见容于时代理想道德伦理的个人情感状态和源自性苦闷的精神苦难，亦即他发现了新时代里全然不同的声音，并让这不同的声音尽情表露出来。小满儿在干部面前对其精神苦难的哭诉和内心诉求的申诉，是一个处于弱势的乡村妇女面对压抑自己的时代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正是这一乡村发现，也让今天的读者对《铁木前传》的主题思想又有“新探”，认为是“对真挚友情的深情呼唤和对美满婚姻的热切企盼”。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干部对于小满儿的认知亦是孙犁对时代认知的潜在表达。这种认知充满矛盾和悖论，自然也就决定着小说主题的多义性。从任一角度进行阐说都不无道理，但要将基于某一叙事层面的主题认定为小说的惟一主题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铁木前传》中，情感与伦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傅老刚和黎老东之间的友情失落，还表现为六儿、九儿基于不同人生态度的情感选择。
当九儿随父亲再次回到黎村，同样发现与六儿之间曾经有过的青梅竹马的纯真已难重续。六儿在童年玩耍时所表现出的个性就已决定日后向小满儿的靠拢，但九儿的失落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痛。小说只有很少几处表达了她想将幼年的情感转化为青年的恋情而不可得的淡淡伤感。在集体生活的感召下，作者为其情感归属预留了极为充分的发展空间，读者似乎可以想见日后她和四儿基于集体主义先进理想的结合。正如小说临近结束她对爱情的“严肃”思考：“它的结合，和童年的伴侣，并不一样。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勤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才能经受得起人生历程的万水千山的考验，才能真正巩固和永久吧”；但接着她又马上意识到“当然，爱情，可以在庄严的工作里形成，也可以在童年式的嬉笑里形成”。这里似乎又潜在表达出姑娘还是向往童年的友情能够顺延成爱情。九儿关于爱情的思考，毫无疑问传达出当时的主导性爱情观，与此相对，六儿和小满儿的爱情则无疑属于“另类”。然而，孙犁似乎无意给这种代表主流价值取向的爱情观以明确出路。
, 百拇医药
随后，当傅老刚向九儿问及六儿时，姑娘只以沉默压抑潜藏心底的隐痛。九儿的复杂心态同样显示出作者面对这两种爱情观的矛盾，矛盾心态同样被孙犁式的景物描写遮掩。作者似乎并不想把当时社会占主流的爱情伦理强加给九儿，就正如他并不把一种先在的道德判断强加给小满儿一样。这显示出孙犁对笔下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关爱与尊重。这份关爱让小说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度，让人感受到一种温热，一种闪耀人性光辉的赤诚。这种始终保持情感温度的叙事让《铁木前传》发散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2]孙犁，孙犁文集第五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3]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J]河北文学，1962，(2)
, 百拇医药
[4]邱胜威，悲歌友情的失落渴求人性的复归——《铁木前传》主题新探[J]武汉师院汉口分部校刊，1981，(2)
[5]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J]文艺报，1 962，(10)
[6]田小军，简论《铁木前传》的主题思想[J]_河北大学学报，2000，(1)
[7]滕云，《铁木前传》新评[J]新港，1979，(9)
[8]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J]鸭绿江，1 979，(12)
[9]孙犁，人道主义·创作流派——答吴泰昌问[J]文汇月刊，1981,(2), 百拇医药(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