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几乎与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另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发一番争论，这在上世纪20年代，不能不认为也是关乎国学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