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清明祭(2)
那时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张家榨屋的小村子，现在行政上属于黄陂县的王家河镇。那个村子许多人都到汉口去学徒弟，主要是做螺丝，在老虎钳的台子上用人工分别在螺帽和螺杆上拧出丝纹，是一个很艰苦的力气活。父亲无奈，只好让浩文也去学这个手艺，可怜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每天站在那里拧螺丝，酷暑的武汉，高温难耐，汗水顺着脚往下流，把脚下的地都打湿了。累死累活一年，一分钱也没拿到，原来那个包工头是个骗子，他拿到工钱就跑了。前几年春节，我和母亲还特意开车去看了这个村子，所见景象，和几十年前相差无几，看起来依然十分破败，荒凉。
父亲内心的屈辱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自己当了右派，影响了自己的妻子，殃及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但他无力改变这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按照党的意志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帽。可是事实又总是无情的击碎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积极改造，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改变任何现状，他的政治身份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一切依然故我。我们这些子女只是从“右派子女”变成了“摘帽右派的子女”，依然受到压制和歧视。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事就是填表，但那个年代做什么事都要填表。入团，入党，招工，提干，等等。之所以怕填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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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内心的屈辱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自己当了右派，影响了自己的妻子，殃及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但他无力改变这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按照党的意志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帽。可是事实又总是无情的击碎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积极改造，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改变任何现状，他的政治身份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一切依然故我。我们这些子女只是从“右派子女”变成了“摘帽右派的子女”，依然受到压制和歧视。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事就是填表，但那个年代做什么事都要填表。入团，入党，招工，提干，等等。之所以怕填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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