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国学(3)
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甚至上海还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粹学报》，讲“国学”的多了，讲“国粹”的多了，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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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而在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个定义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所以他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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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不到两个礼拜，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这话说来很长，一会儿再作补充。过了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凡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党中央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不久，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学生，一百箱书。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如何如何。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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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就是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这里我得稍微表彰一下自己——直到2006年，我写《论国学》，才把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重新提斯出来。从那以后，七八年的时间，我不断写文章，演讲，倡导，鼓吹，不遗余力。虽然不见有谁写文章跟我讨论，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赞成我的看法，觉得刘梦溪竟然认为国学就是“六经”，这不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吗？其实“六艺”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六经”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相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的学问。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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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变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精神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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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知识人士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
最近我在一篇对话文章里，叫《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就讲了这个问题。人的“自性的庄严”，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应该是最重要的。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也不能脱离，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
(编辑 凤池), http://www.100md.com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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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而在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个定义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所以他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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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不到两个礼拜，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这话说来很长，一会儿再作补充。过了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凡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党中央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不久，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学生，一百箱书。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如何如何。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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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就是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这里我得稍微表彰一下自己——直到2006年，我写《论国学》，才把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重新提斯出来。从那以后，七八年的时间，我不断写文章，演讲，倡导，鼓吹，不遗余力。虽然不见有谁写文章跟我讨论，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赞成我的看法，觉得刘梦溪竟然认为国学就是“六经”，这不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吗？其实“六艺”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六经”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相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的学问。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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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变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精神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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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知识人士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
最近我在一篇对话文章里，叫《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就讲了这个问题。人的“自性的庄严”，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应该是最重要的。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也不能脱离，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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