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国学(1)
马先生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浙江大学的人文传统
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你们学校我是第一次来，但你们学校的一部分——杭州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杭大的一些教授，像姜亮夫教授，敦煌学家；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像戏曲专家徐朔方先生；还有词学家夏承焘先生，都是我认识并且熟悉的长辈。包括原来杭州大学的校长、现在卧病的沈善洪教授，我也熟悉。我几次到过杭州大学，它的人文传统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面是一流的。开始你们合并的时候，我作为局外人，还曾经为杭大抱不平。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如是了。
, http://www.100md.com
我也熟悉你们原来的校长竺可桢教授，当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书我细读过，特别是他的日记，我读得非常仔细。他怎样去请马一浮先生，见面情形，前后的经过，以及马先生在抗战时期，你们的学校已经从杭州搬到江西泰和的时候，第一次讲国学，竺先生也在下边。他日记里都有记载。后来到广西宜山，竺先生也在那里。我看他的日记很感动，在战乱流离中的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始终弦歌未绝。他的妻子在流离中去世了，而许多的学生和教授都蒙受苦难。但这所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泰和还是在宜山，都是如此。我看这段历史，个人非常感动。那么，可以想见，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果能够承继这个传统，未来自是不可限量。
王国维是否真的“烧书”
我是念文学出身，但是中间在学问上有一个转变，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开始不那么喜欢文学，因为在集中读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学问太精到了，自己就不想写作了。甚至以前出的一些书，关于文学的，越看越不顺眼，在家里都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 百拇医药
由于自己有这个感受，我就相信王国维烧过书。大家知道有一个掌故，在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罗振玉有点不赞同当时的新的政治变局，他就躲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这时候王国维也跟他一起去了，他们是好朋友。或者如何如何，两个人的关系，故事非常生动，我不去讲它。罗振玉说，王国维到了日本以后，在他的影响下，带去了《静安文集》——王先生早期学日文，后来又学英文，喜欢康德、叔本华，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在那个前后，他办《教育世界》杂志，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这些文章，关于教育的，关于文学的，关于西方哲学的，关于美学的……这些文章后来搜辑起来，出版为书，叫《静安文集》，他到京都的时候，带了一百多册——罗振玉讲，王国维到京都以后，学问发生转变，把带去的书烧掉了。但是研究王国维的人，大都认为他不会烧书，我也算研究王国维的之一吧——相信他会烧书。
因为一旦进入到古史研究，接触到金文、甲骨文研究，就会觉得文学研究一钱不值。我当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非常看轻文学。但我现在必须补充，当我年长以后，又觉得文学有点意思，它还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它给我情感，也使我的语言比一般的人文工作者稍微有一点意思——但是我不能跟鹏程教授相比，你不知道他的文笔有多么好，千字文，倚马可待。我是说，文学也不可偏废。当你的年龄大一点以后，学问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文学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想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必然要走向史学和哲学，而在这个走向的阶段当中难免轻视文学。可是当年龄再大以后，觉得文学也是多么好啊!
, 百拇医药
无论何种学问太“热”都未必好
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我喜欢王国维，喜欢陈寅恪，可以说研究了他们多年，如何如何——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物，马一浮。我在1996年为一套书写的长序，叫《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讲到陈寅恪和马一浮的时候，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能够完成自我超越的学者并不多，马先生是一个。当然，当时很多学界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说法，庞朴先生说：“你把马一浮说成神仙了，怎么可以？”李泽厚也不赞成。我多么高兴，刚才杜维明先生居然说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观点，他表示赞成。杜先生，你知道，我这个观点孤立了十年。汤一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汤先生也同意“国学是六艺之学”。我的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叫《论国学》，两三万字，后来出了一本书也叫《论国学》。我为什么会特别地赞成，简直是不得了地赞成，深深地赞成，无比地赞成。
, 百拇医药
马先生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立说，他的这个见解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大家知道近十年，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传统文化热，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百年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断层当中，当经济有了一点根基之后，围绕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传统的重建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重建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看法，只要是学问，一旦成为“热”，就没有好事情，还是“不热”好。因此我提出国学不需要那么“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热”：一个是《红楼梦》“热”，叫“红学热”，还有一个是“鲁迅热”。鲁迅好不好？当然好。《红楼梦》好不好？当然好。“热”的结果，《红楼梦》蒙了很多污，到现在很多人一听“红学”还在摇头。很不幸，我曾经很长时间，从大学开始就研究《红楼梦》。“鲁迅热”以后，鲁迅也蒙受了巨大的扭曲，反而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没有真正得到认知。现在很多人否定鲁迅，其实鲁迅何等深刻啊!他没有过时!仅仅由于当年“热”的时候把他捧得太高。人们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把他放到了地上，无人闻问。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学术的人，甚至了解文学的人，岂可以轻视鲁迅!当然也不能轻视《红楼梦》，我只是说，无论何种学问，只要是学问，“热”了都未必好。, 百拇医药(刘梦溪)
浙江大学的人文传统
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你们学校我是第一次来，但你们学校的一部分——杭州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杭大的一些教授，像姜亮夫教授，敦煌学家；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像戏曲专家徐朔方先生；还有词学家夏承焘先生，都是我认识并且熟悉的长辈。包括原来杭州大学的校长、现在卧病的沈善洪教授，我也熟悉。我几次到过杭州大学，它的人文传统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面是一流的。开始你们合并的时候，我作为局外人，还曾经为杭大抱不平。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如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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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熟悉你们原来的校长竺可桢教授，当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书我细读过，特别是他的日记，我读得非常仔细。他怎样去请马一浮先生，见面情形，前后的经过，以及马先生在抗战时期，你们的学校已经从杭州搬到江西泰和的时候，第一次讲国学，竺先生也在下边。他日记里都有记载。后来到广西宜山，竺先生也在那里。我看他的日记很感动，在战乱流离中的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始终弦歌未绝。他的妻子在流离中去世了，而许多的学生和教授都蒙受苦难。但这所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泰和还是在宜山，都是如此。我看这段历史，个人非常感动。那么，可以想见，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果能够承继这个传统，未来自是不可限量。
王国维是否真的“烧书”
我是念文学出身，但是中间在学问上有一个转变，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开始不那么喜欢文学，因为在集中读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学问太精到了，自己就不想写作了。甚至以前出的一些书，关于文学的，越看越不顺眼，在家里都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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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有这个感受，我就相信王国维烧过书。大家知道有一个掌故，在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罗振玉有点不赞同当时的新的政治变局，他就躲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这时候王国维也跟他一起去了，他们是好朋友。或者如何如何，两个人的关系，故事非常生动，我不去讲它。罗振玉说，王国维到了日本以后，在他的影响下，带去了《静安文集》——王先生早期学日文，后来又学英文，喜欢康德、叔本华，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在那个前后，他办《教育世界》杂志，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这些文章，关于教育的，关于文学的，关于西方哲学的，关于美学的……这些文章后来搜辑起来，出版为书，叫《静安文集》，他到京都的时候，带了一百多册——罗振玉讲，王国维到京都以后，学问发生转变，把带去的书烧掉了。但是研究王国维的人，大都认为他不会烧书，我也算研究王国维的之一吧——相信他会烧书。
因为一旦进入到古史研究，接触到金文、甲骨文研究，就会觉得文学研究一钱不值。我当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非常看轻文学。但我现在必须补充，当我年长以后，又觉得文学有点意思，它还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它给我情感，也使我的语言比一般的人文工作者稍微有一点意思——但是我不能跟鹏程教授相比，你不知道他的文笔有多么好，千字文，倚马可待。我是说，文学也不可偏废。当你的年龄大一点以后，学问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文学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想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必然要走向史学和哲学，而在这个走向的阶段当中难免轻视文学。可是当年龄再大以后，觉得文学也是多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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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种学问太“热”都未必好
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我喜欢王国维，喜欢陈寅恪，可以说研究了他们多年，如何如何——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物，马一浮。我在1996年为一套书写的长序，叫《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讲到陈寅恪和马一浮的时候，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能够完成自我超越的学者并不多，马先生是一个。当然，当时很多学界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说法，庞朴先生说：“你把马一浮说成神仙了，怎么可以？”李泽厚也不赞成。我多么高兴，刚才杜维明先生居然说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观点，他表示赞成。杜先生，你知道，我这个观点孤立了十年。汤一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汤先生也同意“国学是六艺之学”。我的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叫《论国学》，两三万字，后来出了一本书也叫《论国学》。我为什么会特别地赞成，简直是不得了地赞成，深深地赞成，无比地赞成。
, 百拇医药
马先生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立说，他的这个见解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大家知道近十年，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传统文化热，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百年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断层当中，当经济有了一点根基之后，围绕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传统的重建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重建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看法，只要是学问，一旦成为“热”，就没有好事情，还是“不热”好。因此我提出国学不需要那么“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热”：一个是《红楼梦》“热”，叫“红学热”，还有一个是“鲁迅热”。鲁迅好不好？当然好。《红楼梦》好不好？当然好。“热”的结果，《红楼梦》蒙了很多污，到现在很多人一听“红学”还在摇头。很不幸，我曾经很长时间，从大学开始就研究《红楼梦》。“鲁迅热”以后，鲁迅也蒙受了巨大的扭曲，反而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没有真正得到认知。现在很多人否定鲁迅，其实鲁迅何等深刻啊!他没有过时!仅仅由于当年“热”的时候把他捧得太高。人们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把他放到了地上，无人闻问。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学术的人，甚至了解文学的人，岂可以轻视鲁迅!当然也不能轻视《红楼梦》，我只是说，无论何种学问，只要是学问，“热”了都未必好。, 百拇医药(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