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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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提到，东汉时期儒学从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的“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途径是“和而不同”地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以王充为代表。他的思想虽属道家，但与先秦的老庄之学显然不同，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他一度学儒，曾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但并不迷信“圣贤”，《问孔》《刺孟》就是证明。他把我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张衡为代表。他出身儒家，“通《五经》，贯六艺”，深受荀子“至人”学说的影响，引起他研究宇宙天体的浓厚兴趣。他的科学实践中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尤以浑天仪的制造最为著名，他关于禁绝图谶的奏疏文稿中许多地方阐述了孔子关于“人学”的理性主义观点，但也夹杂着不少荒诞不经的术数思想。以往有一个看法，笼统地说儒学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值得商榷的。儒学的理性主义不但不限制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儒学着重于探讨道德伦理问题，则限制了一些儒者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排除了儒学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面，又与道家的某些观点相结合，是一种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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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制度不稳定的时期，用当时“名士”的话说就是“平路将陂”。他们企图对汉代儒学进行改造。一些思想家便走向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的道路。儒、道结合产生了“玄学”，这可以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动。它企圖摈弃汉代儒学神学化所造成的精神压迫，然而他们却跳到另一个极端，即梦想摆脱社会制度对于人的影响和作用，脱离开现实而去追求人的逍遥和独化。
魏晋时期的玄学不能归属于儒学，但它本身却具有儒学的成分和因素。玄学家据以发挥议论的理论资料，称之为“三玄”，其中的《周易》便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儒学演变的特色。这表现于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深化了，他们从本体论方面论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就足以为证。在汉代，名教是一种维护封建秩序的精神产品，当它遭到打击之后，魏晋的一些玄学家夏侯玄、何晏、王弼便为名教寻找新的理论根据，提出名教原本出于自然，二者是一致的。另一些玄学家则持不同看法，如阮籍虽然没有否定名教，但却揭露了名教的伪善性。嵇康则在《养生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那么，儒学所维护的名教礼法怎样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名教礼法怎样才能减轻它们的精神压迫而让人们有一些自由发展的主动性？这是儒学遇到的理论问题。阮籍在《乐论》中的议论就不是反对礼法，而是称赞礼法，说：“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嵇康在《诫子书》中也以“忠臣烈士之节”来勉励他的儿子。总之，儒学发展至魏晋时代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是有意义的。后来在唐代，在宋、明时代还不是在继续探讨名教礼法和人的自由问题吗？这标志着孔子的“人学”思想在封建制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遇到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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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明确宣称为“匡时济世”，这明显是儒学思想的影响。这些是当时儒学演变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首先要提到数学，如魏晋时期的刘徽就受过儒学思想的熏陶。他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九章算术注·原序》)所谓“阴阳之割裂”，就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的经文和传注中关于数量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数量规律之若干天才的猜测，给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以许多灵感，这些并不是象数学。在当代，《易经》在世界上受到重视，认为它含蕴着高深数理原则的萌芽，这是符合事实的。《易传》的思想加深了刘徽对“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的运动”的认识，所以，“遂悟其意”而作《九章算术注》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割圆术。南朝的祖冲之应用割圆术，求得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也曾钻研儒学，并著有《易义辨》、《孝经注》和《论语注》。而北周甄鸾的《五经算术》，则专为《尚书》《诗经》《周易》《周官》《礼记》《论语》等作注，是一部数学内容与儒学形式相结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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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还表现在化学与医药等方面，如晋朝葛洪虽系神仙道教家，但他出身于儒，是出儒而入道的；或者说他是“从儒家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他把讲仙道炼丹术的内容作为《内篇》，讲儒术的内容作为《外篇》，在其代表作《抱朴子》中提出一个新的“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追求“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抱朴子内篇·释滞》)的理想，这个体系明显地因袭了儒学的理论模式。而纳入这个模式中的《抱朴子内篇》则是我国炼丹术的成熟著作，他对于中国医药学的贡献和作为近代化学先驱的意义，都是不应低估的。
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其它科学领域里也能看到，在农业方面，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浸润了儒学思想的精神。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这种按照自然规律以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是始原于荀子的思想。在地理学方面，如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西汉儒学所倡导的“国格”观念。郦氏生活在南北朝对峙的时期，中国不幸处于暂时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往往尊本地政权为正宗。郦道元不是这样，他虽然在北魏作官，但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北魏所辖的一隅之地。在他的心目中，祖国不限于北魏，而是包括南北朝的完整中国。因此，他选择《水经》为客观依据，以注释的形式表达了对统一祖国的向往，并且为统一作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准备工作。他的《水经注》不以北魏统治区为限，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阔，完成了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上的大综合。, 百拇医药(张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