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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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重独立思考，如陆九渊的“六经注我”、陈献章的“以我观书”都说明人不要作书的奴隶，书要为人所用。心学派有把“心”的作用夸大到绝对的毛病，但不能因此便否定他们关于独立思考的论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把道德化的主观意识夸大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但是王守仁的这种观点却包含有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人的主体活动之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命题。后来有些思想家对此加以吸取改造，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和独立思考，反对封建专制，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明代后期王学一派中也有人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如江右学派胡直在《困学记》中说：“反复而紬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有疑才有进步，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科学的态度。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尽管他们并不是理学家。
同时还应看到，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他们并不都是理学家)发出了光芒。如王安石就是一位經邦济世的大政治家，他主张打击豪族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兼并，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劳动力归皇权直接控制，从而实行他所幻想的“周礼”古制。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去重敛，宽农民”等，在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为了培养贯彻执行新法的人才，他改革传统的以诗赋取士的繁琐的笺注经学，采用经义策论试士，使学者“务通义理”，懂得怎样处理国家和政府的事务。这样，义理之学就取代了笺注之学，形成了宋代学术的新风气。文天祥则是一位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他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过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他被杀害后，人们收殓他的遗体，发现衣带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后来的许多民族英雄如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焚烧鸦片的林则徐等，也都具有这种庄严的“国格”观念，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不过，要指出，文天祥爱国思想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关于“物理”的论述，强调自然界运行不息；对理学常用范畴“诚”与“敬”的改造等等，均说明他具有清醒的理性主义，这是他的爱国思想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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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几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儒学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些问题：
第一，作为中国儒学开创者——孔子的思想，着重从道德学、伦理学意义上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及其手段；人的家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智慧，人的义务，等等，这些表现出作为儒学开创者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缺乏权利观念)思想。这种思想的内容是具体的，在历史上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我们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它，而应作辩证的考察，赋予它以具体的历史含义。也就是说，每一历史阶段的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都具有相对和绝对的两重性。相对性是指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它总是同该时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特点相联系着；离开这些条件和特点，该时期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就难于确定。同时，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又是整个历史长河中关于人的认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整个的链条是通过前后相接的环节体现出来的，而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则表现着历史长河的基本趋势，这就是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思想之绝对性所在。中国古代儒学正是在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发展变化，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儒学发展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才能看到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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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儒学思想既有珍品，也有一些劣质。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就需要了解、研究长期影响过我国历史文化的儒学思想。其次，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它近似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某些方面，且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体。从绝对性因素方面说，它所揭示的一些真理的粒子并不会消失，而后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和发展。比如孔子阐述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观，以及早期儒家探索“人”的价值所走过的历史印迹，等等，不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研究它们，而且世界文化也需要他们。世界各国的朋友都在引用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且赋予学术交流的新义，就足以说明儒学中具有有生命力的理论思维。至于儒学中与现代化生活和观念相抵触的思想观点，也要作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懂得前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曾走过不少的弯路。, 百拇医药(张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