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读书观
古代社会,教育条件比较简陋,教师比较短缺,读书学习门槛较高。然而古人非常喜欢读书学习,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断检验这种重要性。
修身立德
通过读书,可以正心、育德,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傅玄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读书可以为“正心”提供涵养源。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杨维岳的人,“生而孝谨,好读书”,这对他养成正确的道德观有着很大的影响,“毅然自守以正”。他在讀书中,将古人的道德仁心铭记于心,读到感触颇深之处,流泪以敬之,“尝读书,至忠孝大节,往往三复流涕”。他对文天祥的自爱、有节、忠诚的人格非常景仰,“画像祀之”。等到崇祯自缢,清军南下,下令剃发,“维岳不肯”。周围的人们劝告他暂避风头、妥协退让,杨维岳以“吾死耳”而答之。他的儿子走到他跟前哭泣,他下定决心以死殉国:“小子,吾平生读书何事?一旦苟全幸生,吾义不为。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随后,他“不食七日”“顷之遂卒”。如果不读书或者读书力度不够,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决心、正心,育德之事就不可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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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的名臣陶澍在给好友周石芳的回信中,告诫他要让子女多读书:“尊府深仁厚德,积累自不待言。惟于读书一事,悠悠忽忽,毫不介意,大有倚恃名父坐享富贵之意。不知名门世家之子,京师中落寞何限?一旦失势,欲如常人而不可得。世俗炎凉,大抵如斯。求其可久,惟有精进之一法。”出身名门世家,更应该读书正心养德,如若沾染不良习气,一旦政治气候突变,没有好的品德和才华作支撑,很快会走上衰微之路。
解决难题
《围炉夜话》中说:“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这里的“有用”是指通过读书能够解决实际难题。《呻吟语》中说:“学识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须是冲开,要一点碍不得。”有了更多的“学识”,才能更好地“冲开”障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所提倡的“通儒之学”就是面向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陶澍则将读书解决实际难题概括为“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陶澍的这段话意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难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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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时期,有一个官员叫周忱,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后“进学文渊阁”,阅读大量皇家藏书,不断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周忱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浮沉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人生前期的知识沉淀和阅历积累,为其后来才华的施展奠定了基础。明宣宗时期,江南财税没有得到系统梳理,缺一个能吏进行管理。当时大学士杨荣推荐周忱,“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等到周忱去了江南之后,从实践中了解到许多豪族“不肯加耗”、许多贫困群众逃亡这些重要的事实。他把读书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解决江南“税额益缺”问题中,处理得游刃有余。周忱创设制度,“令出耗必均”;分解调配粮长权力,将屯粮、验粮、收粮程序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整合财政、交通等部门资源,确保国家对江南税额收取顺利进行。任职期间的周忱政绩卓著:“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以学资政
古代有才华的思想家在经历复杂人世之后,静下心来读书,收获颇丰。南宋思想家陈亮从狱中出来后,“归家读书,所学益博”。陈亮钻研典籍,穷极义理之说,“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学问人生名于一时。陈亮的才华得到皇帝赏识,“御笔擢第一”,被授予官职。比较可惜的是,陈亮还没有大展宏图就去世了,但其学术文章留了下来。西汉名臣黄霸因事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秉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念,向经学专家夏侯胜学习《尚书》,体现了他不畏困难、坚持学习的精神。在狱中,黄霸学习积淀,为日后出狱成为干练循吏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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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眼界
古人求学读书,有一类是为了开拓自己眼界。许多有作为有眼光的官员亦喜欢与博闻多才的人交往,目的亦是为了开拓眼界,充实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朝的林逋,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其志向不仅在于仕宦,而且在于通过自身学识的增长来实现人生理想。青少年时期的林逋致力于学,他能避免章句之学,做学问追求达到古人提倡的恬淡高雅的境界,虽然“家贫衣食不足”,仍然能够守于学业、安于贫困。后来,他定居西湖孤山,专心务学,写出许多诗文传世。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史岁时劳问”。杭州知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羡慕其学问文章,与其探讨切磋,充实人生体验、开拓自身眼界,令人称羡。有了学问文章,品人论世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林逋游临江时,见到刚中进士但是“未有知者”的李谘时,当即论李谘:“此公辅器也”。后来,李谘果为国之重臣。其品人之准可见一斑。林逋去世时,宋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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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德
通过读书,可以正心、育德,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傅玄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读书可以为“正心”提供涵养源。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杨维岳的人,“生而孝谨,好读书”,这对他养成正确的道德观有着很大的影响,“毅然自守以正”。他在讀书中,将古人的道德仁心铭记于心,读到感触颇深之处,流泪以敬之,“尝读书,至忠孝大节,往往三复流涕”。他对文天祥的自爱、有节、忠诚的人格非常景仰,“画像祀之”。等到崇祯自缢,清军南下,下令剃发,“维岳不肯”。周围的人们劝告他暂避风头、妥协退让,杨维岳以“吾死耳”而答之。他的儿子走到他跟前哭泣,他下定决心以死殉国:“小子,吾平生读书何事?一旦苟全幸生,吾义不为。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随后,他“不食七日”“顷之遂卒”。如果不读书或者读书力度不够,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决心、正心,育德之事就不可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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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的名臣陶澍在给好友周石芳的回信中,告诫他要让子女多读书:“尊府深仁厚德,积累自不待言。惟于读书一事,悠悠忽忽,毫不介意,大有倚恃名父坐享富贵之意。不知名门世家之子,京师中落寞何限?一旦失势,欲如常人而不可得。世俗炎凉,大抵如斯。求其可久,惟有精进之一法。”出身名门世家,更应该读书正心养德,如若沾染不良习气,一旦政治气候突变,没有好的品德和才华作支撑,很快会走上衰微之路。
解决难题
《围炉夜话》中说:“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这里的“有用”是指通过读书能够解决实际难题。《呻吟语》中说:“学识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须是冲开,要一点碍不得。”有了更多的“学识”,才能更好地“冲开”障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所提倡的“通儒之学”就是面向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陶澍则将读书解决实际难题概括为“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陶澍的这段话意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难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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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时期,有一个官员叫周忱,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后“进学文渊阁”,阅读大量皇家藏书,不断累积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周忱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浮沉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人生前期的知识沉淀和阅历积累,为其后来才华的施展奠定了基础。明宣宗时期,江南财税没有得到系统梳理,缺一个能吏进行管理。当时大学士杨荣推荐周忱,“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等到周忱去了江南之后,从实践中了解到许多豪族“不肯加耗”、许多贫困群众逃亡这些重要的事实。他把读书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解决江南“税额益缺”问题中,处理得游刃有余。周忱创设制度,“令出耗必均”;分解调配粮长权力,将屯粮、验粮、收粮程序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整合财政、交通等部门资源,确保国家对江南税额收取顺利进行。任职期间的周忱政绩卓著:“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以学资政
古代有才华的思想家在经历复杂人世之后,静下心来读书,收获颇丰。南宋思想家陈亮从狱中出来后,“归家读书,所学益博”。陈亮钻研典籍,穷极义理之说,“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学问人生名于一时。陈亮的才华得到皇帝赏识,“御笔擢第一”,被授予官职。比较可惜的是,陈亮还没有大展宏图就去世了,但其学术文章留了下来。西汉名臣黄霸因事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秉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念,向经学专家夏侯胜学习《尚书》,体现了他不畏困难、坚持学习的精神。在狱中,黄霸学习积淀,为日后出狱成为干练循吏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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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眼界
古人求学读书,有一类是为了开拓自己眼界。许多有作为有眼光的官员亦喜欢与博闻多才的人交往,目的亦是为了开拓眼界,充实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朝的林逋,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其志向不仅在于仕宦,而且在于通过自身学识的增长来实现人生理想。青少年时期的林逋致力于学,他能避免章句之学,做学问追求达到古人提倡的恬淡高雅的境界,虽然“家贫衣食不足”,仍然能够守于学业、安于贫困。后来,他定居西湖孤山,专心务学,写出许多诗文传世。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史岁时劳问”。杭州知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羡慕其学问文章,与其探讨切磋,充实人生体验、开拓自身眼界,令人称羡。有了学问文章,品人论世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林逋游临江时,见到刚中进士但是“未有知者”的李谘时,当即论李谘:“此公辅器也”。后来,李谘果为国之重臣。其品人之准可见一斑。林逋去世时,宋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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