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惑：对第17次降价的四个追问(2)
一条“马其诺”防线？
每次药价调整都牵动人心，但结果总与期待有一定距离。在医药流通的各个环节中，医院和药店只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多次降价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药品价格虚高现象。
屡次降价只教会了企业用新的对策来应付政策，药厂用以躲避降价损失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如将黄连素改为“盐酸小檗碱片”，在药品配方中添加一点保健成分改头换面，或将20粒装改为10粒装，将单一成分改为复方产品等等，手法不一而足。而另一个惯用手法就是停止供货，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这也是许多廉价药品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
“只有做到医院能生存，药厂有赢利，百姓得实惠，才是真正能见实效的改革措施。”侯生才说。但事与愿违，在同样的降价幅度下，损失更大的往往是一些运作更为规范的生产企业。鲁抗医药(600789，SH)在2004年年报中就自称，由于受“降低二十四种抗感染药品零售价格”等国家陆续出台的限售限价政策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低迷，由此造成了公司全年降价损失达到1.2亿元，而该公司2004年主营业务利润也不过只有1.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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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来说也是如此。取消药品加价后，倒霉的首先就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小医院。北京的600家医疗机构中，其中480家为中小医院。这些小医院承担着最广大群众的基本医疗责任。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药品收入，大概能够占到全部收入的60%。取消药品加价15%后，医院纯利润减少了10%左右，但财政方面对医院的这块损失却没有补偿配套措施，不少小医院恐怕将入不敷出。
侯生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肺癌手术的费用是几百元，而整个手术全程历时几个小时，需要动用四名医生、两名麻醉师和多名护士，手术费用尚且不能弥补人力成本，更不用说手术室的运营、手术用料等其他费用了。
如何挤掉链条后的泡沫，又不会损害到各方的合法利益，成了摆在主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无论是卫生部取消药品加价，还是发改委旨在挤压中间环节高额流通费用的降价风暴，在现有医疗体制下，都无法对高额回扣这一灰色领地造成致命的打击。
尽管此次降价考虑到了以前多次降价效果不佳，因而将治理的“利剑”从药品的出厂价格转向药品在医院内的终端销售价格，希望通过产业链条的倒推达到真实的降价效果，但是这个方案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更可能只是一条虚无的“马其诺”防线，厂家和医院能够轻松地越过主管部门苦心设定的“钢铁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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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度陈仓”的手法异常简单。一旦降低医院的药品零售价，造成医院利润降低，院方往往会对这种药品没有积极性，转而到市场上寻求可以替代的同类药物，而厂家在成本倒推的情况下也会迅速生产可替代产品，造成降价名单上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
“从理论上看，在发改委抗生素降价和卫生部取消药品加价的组合重拳出击下，药价可能会降。”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执业药师陈琰说，“但是如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补偿机制，企业和医院还会用其他方法把损失的部分补回来，老百姓最终还是觉得医疗费没有任何变化。”
陈琰举例说，某些医院放弃采购招标药品，寻找招标采购范围外的代替品以维持高价；开方医生和医药代表相互勾结，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使得药品收入高居不下，这些行为在实际操作中屡禁不止，且愈发隐秘，难以纠察。“关键在于利益驱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蒙的还是老百姓。”
“目前的看病贵，表面上看起来是药品价格过高，其背后是体制和机制问题，”王锦霞认为，“药品降价只是治标之举，要从根本上解决医药价格问题，还需要医疗、医药流通、医保等多方面改革的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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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养医如何破局？
在业内人士的多方呼吁下，以药养医的体制矛盾被摆到了前台，并成为人们所公认的阻碍药价改革的最大弊端。“药品高价格只是表象，体制、机制才是根源。”王锦霞说，“单靠主管部门的政策性降价，很容易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里去。只有改革现有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做到医、药分家，才是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关键。”
在医院管理体制、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流通体制这三项改革中，医药流通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医疗保险制度也在红红火火的改革进程中，但只有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目前80%的医疗资源还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里，而这些医院的收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国家补助、医疗技术服务和药品销售。其中，药品销售收入以至少40%以上的份额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医生能够从开方子的过程中得到好处，药价虚高的现象便会屡禁不绝。”王锦霞激动地说。处方权事关生命，因而一直在医院手中。大多数患者依然习惯于在门诊开方后随即到医院药店划价买药。据统计，目前80%左右的药品依然是从医院流到患者手上的，满街开花的零售药房只占据了不到20%的市场份额，主要销售对象是医保之外的人员和城市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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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不分家，使得医院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在医药消费过程中，患者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特别是在抗菌药这样的处方药物的使用上，一直是医院和医生说了算，患者几乎没有选择权，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完全有条件牟取超额利润。
如果药品不能加价，医院经营药品将无利可图，那么它就不会添置那么多药房设备、养着那么多药剂人员。这最终的结果是，医院放弃卖药，而患者则转向专门的药房，从而自然向业界呼唤已久的“医药分家”过渡:医院只管诊断、医疗，药店只管卖药。
然而，分家并非易事，多年以来的医药一家格局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剥离的血肉联系。两者的分开更是广泛涉及到医保改革，财政拨款等诸多领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目前在国内，关乎国民健康管理的行政职能分别掌握在7个部委手中，卫生体制改革的挑战性之大可想而知。
另外，在三医(医药、医疗、医保)不联改的前提下，靠限价、降价的手段来治疗药价虚高多少有些“缘木求鱼”。医院的补偿问题如果没有找到解决渠道，医药分业势必只能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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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能出现的“两头翘”也是业内专家所担心的一大问题。实行医药分业，其根本目的是期望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使群众从中得到实惠。但由于目前药费过高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完全在医疗机构一方，医药流通领域的秩序也相当混乱，如果有关关系未能理顺，一旦出现一方面药品的费用没有下来，另一方面医院的检查治疗费却大幅上升，给群众看病造成更大负担，反而会背离主管部门的改革初衷。
降低药价固然体现了管理部门解决医疗问题的良苦用心，但只有多方协调，“多管齐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此，业内专家建议，除了要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监管政策，还应推进体制改革，在医药卫生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医疗机构间开展竞争。在生产流通领域通过整合资源，逐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百姓“就医难，吃药贵”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
[ 上 页 ], http://www.100md.com(唐 铮)
每次药价调整都牵动人心，但结果总与期待有一定距离。在医药流通的各个环节中，医院和药店只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多次降价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药品价格虚高现象。
屡次降价只教会了企业用新的对策来应付政策，药厂用以躲避降价损失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如将黄连素改为“盐酸小檗碱片”，在药品配方中添加一点保健成分改头换面，或将20粒装改为10粒装，将单一成分改为复方产品等等，手法不一而足。而另一个惯用手法就是停止供货，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这也是许多廉价药品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
“只有做到医院能生存，药厂有赢利，百姓得实惠，才是真正能见实效的改革措施。”侯生才说。但事与愿违，在同样的降价幅度下，损失更大的往往是一些运作更为规范的生产企业。鲁抗医药(600789，SH)在2004年年报中就自称，由于受“降低二十四种抗感染药品零售价格”等国家陆续出台的限售限价政策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低迷，由此造成了公司全年降价损失达到1.2亿元，而该公司2004年主营业务利润也不过只有1.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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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来说也是如此。取消药品加价后，倒霉的首先就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小医院。北京的600家医疗机构中，其中480家为中小医院。这些小医院承担着最广大群众的基本医疗责任。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药品收入，大概能够占到全部收入的60%。取消药品加价15%后，医院纯利润减少了10%左右，但财政方面对医院的这块损失却没有补偿配套措施，不少小医院恐怕将入不敷出。
侯生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肺癌手术的费用是几百元，而整个手术全程历时几个小时，需要动用四名医生、两名麻醉师和多名护士，手术费用尚且不能弥补人力成本，更不用说手术室的运营、手术用料等其他费用了。
如何挤掉链条后的泡沫，又不会损害到各方的合法利益，成了摆在主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无论是卫生部取消药品加价，还是发改委旨在挤压中间环节高额流通费用的降价风暴，在现有医疗体制下，都无法对高额回扣这一灰色领地造成致命的打击。
尽管此次降价考虑到了以前多次降价效果不佳，因而将治理的“利剑”从药品的出厂价格转向药品在医院内的终端销售价格，希望通过产业链条的倒推达到真实的降价效果，但是这个方案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更可能只是一条虚无的“马其诺”防线，厂家和医院能够轻松地越过主管部门苦心设定的“钢铁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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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度陈仓”的手法异常简单。一旦降低医院的药品零售价，造成医院利润降低，院方往往会对这种药品没有积极性，转而到市场上寻求可以替代的同类药物，而厂家在成本倒推的情况下也会迅速生产可替代产品，造成降价名单上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
“从理论上看，在发改委抗生素降价和卫生部取消药品加价的组合重拳出击下，药价可能会降。”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执业药师陈琰说，“但是如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补偿机制，企业和医院还会用其他方法把损失的部分补回来，老百姓最终还是觉得医疗费没有任何变化。”
陈琰举例说，某些医院放弃采购招标药品，寻找招标采购范围外的代替品以维持高价；开方医生和医药代表相互勾结，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使得药品收入高居不下，这些行为在实际操作中屡禁不止，且愈发隐秘，难以纠察。“关键在于利益驱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蒙的还是老百姓。”
“目前的看病贵，表面上看起来是药品价格过高，其背后是体制和机制问题，”王锦霞认为，“药品降价只是治标之举，要从根本上解决医药价格问题，还需要医疗、医药流通、医保等多方面改革的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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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人士的多方呼吁下，以药养医的体制矛盾被摆到了前台，并成为人们所公认的阻碍药价改革的最大弊端。“药品高价格只是表象，体制、机制才是根源。”王锦霞说，“单靠主管部门的政策性降价，很容易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里去。只有改革现有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做到医、药分家，才是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关键。”
在医院管理体制、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流通体制这三项改革中，医药流通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医疗保险制度也在红红火火的改革进程中，但只有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目前80%的医疗资源还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里，而这些医院的收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国家补助、医疗技术服务和药品销售。其中，药品销售收入以至少40%以上的份额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医生能够从开方子的过程中得到好处，药价虚高的现象便会屡禁不绝。”王锦霞激动地说。处方权事关生命，因而一直在医院手中。大多数患者依然习惯于在门诊开方后随即到医院药店划价买药。据统计，目前80%左右的药品依然是从医院流到患者手上的，满街开花的零售药房只占据了不到20%的市场份额，主要销售对象是医保之外的人员和城市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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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不分家，使得医院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在医药消费过程中，患者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特别是在抗菌药这样的处方药物的使用上，一直是医院和医生说了算，患者几乎没有选择权，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完全有条件牟取超额利润。
如果药品不能加价，医院经营药品将无利可图，那么它就不会添置那么多药房设备、养着那么多药剂人员。这最终的结果是，医院放弃卖药，而患者则转向专门的药房，从而自然向业界呼唤已久的“医药分家”过渡:医院只管诊断、医疗，药店只管卖药。
然而，分家并非易事，多年以来的医药一家格局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剥离的血肉联系。两者的分开更是广泛涉及到医保改革，财政拨款等诸多领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目前在国内，关乎国民健康管理的行政职能分别掌握在7个部委手中，卫生体制改革的挑战性之大可想而知。
另外，在三医(医药、医疗、医保)不联改的前提下，靠限价、降价的手段来治疗药价虚高多少有些“缘木求鱼”。医院的补偿问题如果没有找到解决渠道，医药分业势必只能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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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能出现的“两头翘”也是业内专家所担心的一大问题。实行医药分业，其根本目的是期望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使群众从中得到实惠。但由于目前药费过高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完全在医疗机构一方，医药流通领域的秩序也相当混乱，如果有关关系未能理顺，一旦出现一方面药品的费用没有下来，另一方面医院的检查治疗费却大幅上升，给群众看病造成更大负担，反而会背离主管部门的改革初衷。
降低药价固然体现了管理部门解决医疗问题的良苦用心，但只有多方协调，“多管齐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此，业内专家建议，除了要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监管政策，还应推进体制改革，在医药卫生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医疗机构间开展竞争。在生产流通领域通过整合资源，逐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百姓“就医难，吃药贵”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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