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药品回收(1)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前的公交车站站牌边，一位40来岁的环卫工人正在用洗洁精使劲地擦洗着“高价收药”的小广告。“昨天刚刚将这个站牌打扫干净，今天又给你贴上了这么多的小广告，还特难擦干净!”这位工人向正在进行实地调查的记者抱怨道。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街头的电线杆、人行道、公交车站牌等不少地方都张贴着“高价收药”、“高价回收药品”、“最高价收药”等颜色各异的小广告。在北京地坛公园外的天桥上，记者发现这类小广告数量竟达百张。
据了解，这种现象在杭州、哈尔滨、长沙等地也均有出现。
为何有药可收
有人贴小广告收药，那么是谁在出售，他们出售的药品那里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假扮成售药者与“高价收药”广告贴上的药贩子进行了接触。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一位男子，接通后问他是不是收药的，这名男子却说不是，并反问记者是干嘛的、怎么知道他电话的。记者只好告诉他自己是从地坛天桥上的小广告上得到他电话的，最近自己和朋友手中有一些从医院多开出来的药，觉得扔掉可惜，想卖了。
, 百拇医药
“你这里不收，那就算了!”记者做出一副要挂断电话的姿势。
“都是一些什么药？有多少？”对方一下子热心起来。
“一些常用药，有感冒、泻火、止痛的。”记者说，并询问起对方价格。最后，这名男子约好记者第二天下午在地坛天桥上见，看药品的数量和质量再定价格。
第二天记者带了一些感冒药和泻火药，男子在约定时间半小时后才悄悄来到记者身边。见了记者带的药后称“按照原价的一半”，记者佯装不同意与之争辩，并告之拿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少没带来，僵持了一会，男子同意以原价六折收购。
正说着，过来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走到男子身边轻声问：“收不收人参和鹿茸？”接着两人就到一边说开了。
“你就不怕她卖的人参鹿茸是假的，她可不像有吃不完人参鹿茸的？”等男子和中年妇女谈完，记者有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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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你就不懂了，她当然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她就是一保姆，是帮她‘主人’卖药的。”男子不无炫耀地对记者说，以他的经验，这个保姆的“主人”职位绝对不小。
分手时，男子突然反问了记者一句：“你家里人是在医院上班还是药厂呀？”记者不置可否地问他怎么知道。
“你刚刚说你家还有不少的药，一般的公费医疗哪能开出这么多？”记者笑笑就要走，男子又转身对记者说：“把你家那些过期的药也拿来，我给你原价的一成，反正你扔了也是扔了。”
“过期药你也要，就不怕出事？”记者反问。
“这个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大不了药效弱些。”说着，这名男子不屑地嘀咕了一句，“原来是个嫩猫。”
而据一位从事过这类药品收购的人士透露，药贩子所收的药主要来源是公费医疗人员。这些人由于单位报销费用，经常故意要医院多开些药，之后将药卖给药贩子变成现金。甚至还有一些大夫与某些能报销药费的个人“沟通”好，把多开出的药低价卖给药贩子，从中渔利。据悉，药贩子十分偏爱这部分“货源”，因为从他们手里买来的药没有过期，可以卖上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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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贩子另外一个药源就是医院，主要是医生或护士从患者那里截留的部分。另一个渠道就是医药代理处，有些医药代理的部分药销量不佳，仓库又有大量库存，他们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就把已经过期或者快要过期的药以低价直接卖给药贩子。据说这是药贩子药品来源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此外，药贩子还有一个购药渠道，那就是一些官员受贿得来而吃不完的药品，这些多是名贵的补药或保健品，利润一般比较可观。
所收药品流向何方
药贩子收购了那么多药，最终卖到哪里？过期药又是怎样处理的？记者再一次拨通了另一个“高价收药”小广告上的电话，这次记者的借口是想买药。
接听电话的一位女子开始直接告诉记者打错电话了，她那没有药卖。聊了几分钟后又说她一个朋友那里可能有点药，如果价格行的话可以考虑帮记者联系，说完就开始认真地询问起记者要哪些药、什么价格、要多少。大概是记者不够“专业”，在某些地方露“馅”了，对方很快就说记者没诚意而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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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曾在南方某地经营过此类生意的李亮(化名)告诉记者，小广告上的那些药贩子都是业务员，他们手头收购到的药都有固定的“东家”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收取，一般不会单独卖给私人或者诊所，当然如果价格比他们“东家”出得高，他们也会考虑。但这种私自外卖的小药贩一旦被上面的“东家”发现，可能就要受到“东家”的处罚，如以后不再收取他收购的药了，或在其收药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东家”不再负责帮助“摆平”等。
至于“东家”所收购药品的销售去处，李亮透露，没有过期的药一般直接通过医药代理商进入药店或医院，“因为那些药质量没问题，但利润不高。”李亮介绍说，这些“东家”药贩子大多一手托两家，这头从业务员手里购药，那头再销到某个药店去。对回收来的过期药和没有批号的药，他们一般都卖到农村或偏远的外地去，在那里他们都有固定的销售网点，也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些过期的药卖不出去。有些“东家”为了慎重起见，会把搞来的过期药和无批号药贴上新标签后再卖出去。“农村人缺乏用药知识，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用或不能用，只要价格便宜就高兴，即便吃出了事也往往想不到是药的问题，对医生也不会责怪。”李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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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家”回收药的另外一个去处就是没有经营许可证的黑诊所，这些诊所一般在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和郊区，因为这些地方多是民工、城市低收入者和流浪人的住所。他们基本也没有医药常识，就如李亮说的“这些人好糊弄”。而这些诊所、药店也喜欢进购药贩子手中的“便宜药”。
巨额的灰色利润
据李亮介绍，将二手药低价回收、对过期药进行重新包装或不包装重新上市，“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都是公开的秘密”，据他了解，许多地方从地下加工厂到药厂、再到医院或药店，已经形成了一条条完整的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一定的贮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质量的期限。一旦过了这个有效期，按《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就将成为劣药。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过期药物就如废弃电池一样，已经是一种医疗垃圾，理应进行销毁。她称这些药物不仅会导致药效降低或失效，甚至可能增加毒性。而国家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推算，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250万。在住院病人中，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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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据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另一组数据更让人不安。2004年4月29日，杭州市药监局端掉了当地一个大型制售假劣药窝点，据现场缴获的销货记录反映，在此前的5个月里，该窝点销售过期失效药的金额至少有189万元，根据当地药监部门估计，贩卖过期失效药的平均利润高达300%。
怪不得李亮告诉记者，要想了解这个行业的实质内幕，最好是进入内部进行摸底，“但我敢肯定，你只要进去了，就不愿意出来了，里面的利润可比你记者的收入高多了。”李亮让记者去打听打听，有几个曾经干过医药生意的人现在都是身缠万贯。
李亮本人曾经就是一名医药公司驻某地的代理，手下有8个业务员，“我那时主要做药厂的生意，没有做二手药，要不我也早发了。”李亮承认，自己后来也做过一些二手药但很快收手了。他介绍，收药那是业务员的事，“东家”只是按照药品数量以一定的比例给业务员提成，“这个比例一般至少是15%，这是行规，乱了行规你就别想在道上混。好的“东家”还会照顾业务员，将自己的利润拿出部分来奖励他们，这样相互就更信任，即使业务员被逮了也不会出卖“东家”。”李亮说，即便这样，一个普通的业务员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数万元，“东家”的收入更高——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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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北京街头的电线杆、人行道、公交车站牌等不少地方都张贴着“高价收药”、“高价回收药品”、“最高价收药”等颜色各异的小广告。在北京地坛公园外的天桥上，记者发现这类小广告数量竟达百张。
据了解，这种现象在杭州、哈尔滨、长沙等地也均有出现。
为何有药可收
有人贴小广告收药，那么是谁在出售，他们出售的药品那里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假扮成售药者与“高价收药”广告贴上的药贩子进行了接触。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一位男子，接通后问他是不是收药的，这名男子却说不是，并反问记者是干嘛的、怎么知道他电话的。记者只好告诉他自己是从地坛天桥上的小广告上得到他电话的，最近自己和朋友手中有一些从医院多开出来的药，觉得扔掉可惜，想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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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里不收，那就算了!”记者做出一副要挂断电话的姿势。
“都是一些什么药？有多少？”对方一下子热心起来。
“一些常用药，有感冒、泻火、止痛的。”记者说，并询问起对方价格。最后，这名男子约好记者第二天下午在地坛天桥上见，看药品的数量和质量再定价格。
第二天记者带了一些感冒药和泻火药，男子在约定时间半小时后才悄悄来到记者身边。见了记者带的药后称“按照原价的一半”，记者佯装不同意与之争辩，并告之拿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少没带来，僵持了一会，男子同意以原价六折收购。
正说着，过来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走到男子身边轻声问：“收不收人参和鹿茸？”接着两人就到一边说开了。
“你就不怕她卖的人参鹿茸是假的，她可不像有吃不完人参鹿茸的？”等男子和中年妇女谈完，记者有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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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你就不懂了，她当然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她就是一保姆，是帮她‘主人’卖药的。”男子不无炫耀地对记者说，以他的经验，这个保姆的“主人”职位绝对不小。
分手时，男子突然反问了记者一句：“你家里人是在医院上班还是药厂呀？”记者不置可否地问他怎么知道。
“你刚刚说你家还有不少的药，一般的公费医疗哪能开出这么多？”记者笑笑就要走，男子又转身对记者说：“把你家那些过期的药也拿来，我给你原价的一成，反正你扔了也是扔了。”
“过期药你也要，就不怕出事？”记者反问。
“这个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大不了药效弱些。”说着，这名男子不屑地嘀咕了一句，“原来是个嫩猫。”
而据一位从事过这类药品收购的人士透露，药贩子所收的药主要来源是公费医疗人员。这些人由于单位报销费用，经常故意要医院多开些药，之后将药卖给药贩子变成现金。甚至还有一些大夫与某些能报销药费的个人“沟通”好，把多开出的药低价卖给药贩子，从中渔利。据悉，药贩子十分偏爱这部分“货源”，因为从他们手里买来的药没有过期，可以卖上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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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贩子另外一个药源就是医院，主要是医生或护士从患者那里截留的部分。另一个渠道就是医药代理处，有些医药代理的部分药销量不佳，仓库又有大量库存，他们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就把已经过期或者快要过期的药以低价直接卖给药贩子。据说这是药贩子药品来源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此外，药贩子还有一个购药渠道，那就是一些官员受贿得来而吃不完的药品，这些多是名贵的补药或保健品，利润一般比较可观。
所收药品流向何方
药贩子收购了那么多药，最终卖到哪里？过期药又是怎样处理的？记者再一次拨通了另一个“高价收药”小广告上的电话，这次记者的借口是想买药。
接听电话的一位女子开始直接告诉记者打错电话了，她那没有药卖。聊了几分钟后又说她一个朋友那里可能有点药，如果价格行的话可以考虑帮记者联系，说完就开始认真地询问起记者要哪些药、什么价格、要多少。大概是记者不够“专业”，在某些地方露“馅”了，对方很快就说记者没诚意而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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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曾在南方某地经营过此类生意的李亮(化名)告诉记者，小广告上的那些药贩子都是业务员，他们手头收购到的药都有固定的“东家”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收取，一般不会单独卖给私人或者诊所，当然如果价格比他们“东家”出得高，他们也会考虑。但这种私自外卖的小药贩一旦被上面的“东家”发现，可能就要受到“东家”的处罚，如以后不再收取他收购的药了，或在其收药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东家”不再负责帮助“摆平”等。
至于“东家”所收购药品的销售去处，李亮透露，没有过期的药一般直接通过医药代理商进入药店或医院，“因为那些药质量没问题，但利润不高。”李亮介绍说，这些“东家”药贩子大多一手托两家，这头从业务员手里购药，那头再销到某个药店去。对回收来的过期药和没有批号的药，他们一般都卖到农村或偏远的外地去，在那里他们都有固定的销售网点，也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些过期的药卖不出去。有些“东家”为了慎重起见，会把搞来的过期药和无批号药贴上新标签后再卖出去。“农村人缺乏用药知识，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用或不能用，只要价格便宜就高兴，即便吃出了事也往往想不到是药的问题，对医生也不会责怪。”李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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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家”回收药的另外一个去处就是没有经营许可证的黑诊所，这些诊所一般在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和郊区，因为这些地方多是民工、城市低收入者和流浪人的住所。他们基本也没有医药常识，就如李亮说的“这些人好糊弄”。而这些诊所、药店也喜欢进购药贩子手中的“便宜药”。
巨额的灰色利润
据李亮介绍，将二手药低价回收、对过期药进行重新包装或不包装重新上市，“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都是公开的秘密”，据他了解，许多地方从地下加工厂到药厂、再到医院或药店，已经形成了一条条完整的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一定的贮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质量的期限。一旦过了这个有效期，按《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就将成为劣药。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过期药物就如废弃电池一样，已经是一种医疗垃圾，理应进行销毁。她称这些药物不仅会导致药效降低或失效，甚至可能增加毒性。而国家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推算，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250万。在住院病人中，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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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据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另一组数据更让人不安。2004年4月29日，杭州市药监局端掉了当地一个大型制售假劣药窝点，据现场缴获的销货记录反映，在此前的5个月里，该窝点销售过期失效药的金额至少有189万元，根据当地药监部门估计，贩卖过期失效药的平均利润高达300%。
怪不得李亮告诉记者，要想了解这个行业的实质内幕，最好是进入内部进行摸底，“但我敢肯定，你只要进去了，就不愿意出来了，里面的利润可比你记者的收入高多了。”李亮让记者去打听打听，有几个曾经干过医药生意的人现在都是身缠万贯。
李亮本人曾经就是一名医药公司驻某地的代理，手下有8个业务员，“我那时主要做药厂的生意，没有做二手药，要不我也早发了。”李亮承认，自己后来也做过一些二手药但很快收手了。他介绍，收药那是业务员的事，“东家”只是按照药品数量以一定的比例给业务员提成，“这个比例一般至少是15%，这是行规，乱了行规你就别想在道上混。好的“东家”还会照顾业务员，将自己的利润拿出部分来奖励他们，这样相互就更信任，即使业务员被逮了也不会出卖“东家”。”李亮说，即便这样，一个普通的业务员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数万元，“东家”的收入更高——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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