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兴:使中国人“挺直腰板”走向世界(1)
在采访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骨科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教授的过程中,记者深深地被这位医学家谦虚严谨、恪守医道的精神内涵和曲折艰辛的人生经历所打动,也被他对患者全心全意的关爱和对中国骨科事业的执著所感动。记者深刻地体会到,正是像邱贵兴院士这样的“中国脊梁”,使中国人“挺直腰板”,笑傲世界……
协和八年,延安十年
1960年的夏天,18岁的邱贵兴考入了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八年制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这里,邱贵兴既感受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美丽环境与优雅气质,也被她的学术氛围和科教传统所熏陶,更继承了母校“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
1968年,邱贵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为了响应毛主席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的村医生涯。当时年仅26岁的他,在延安一呆就是十多年。
在延安的岁月里,面对极差的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和众多的患者,邱贵兴除了要处理他所擅长的外科问题外,还得解决内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等其他学科的临床问题。现实的情况迫使他不断学习,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全科医学知识,并积累了丰富的基层临床工作经验。
在陕北农村,由于交通非常不便,患者如遇到难产、摔伤、急腹症等急症,根本无法送到医院抢救,因此,邱贵兴经常在半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行走在陡峭的崎岖山路上,也记不清有多少次面临紧急时刻,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凭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做手术……
当年,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延安,对邱贵兴而言,的确是十分漫长的考验和锻炼。但邱贵兴和他的夫人、同班同学林守清(现为我国著名妇产科学专家)同甘共苦,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手术时互当助手,解决了许多疑难病症,他们从艰苦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淳朴善良和对他们的极度信任,让邱贵兴有着身为医生的极大成就感。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邱贵兴的从医之路,也历练了他的人生。
脊柱畸形矫正术:使中国人“挺直腰板”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为了向更高的医学高峰攀登,37岁的邱贵兴和夫人林守清以过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先后考回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邱贵兴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日子里,依然面对着各种艰苦的条件,他白天上课、做临床工作,晚上去实验室做实验、搞科研,经常忙碌到午夜。为了保证实验的精确性,他利用放射科淘汰下来的X光机,亲自抱着实验兔子照X像。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在缺乏放射防护的条件下,照了整整两大箱宝贵的X线资料。1982年,邱贵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荣获北京市优秀论文奖。这是他刻苦求学、忘我求知的奖励和回报。
求学时期,邱贵兴经常查阅学科资料,当他看到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脊柱侧凸患儿的照片时,便坚定地选择了一个主攻方向——脊柱外科。
脊柱外科是骨科最艰难、最凶险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脊柱畸形矫正在我国脊柱外科领域还是空白。1986年,已入不惑之年的邱贵兴远赴加拿大,师从国际著名脊柱外科专家、世界脊柱侧凸学会前主席Armstrong教授,重点学习脊柱畸形的矫治和脊柱外科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1987年,回国后的邱贵兴开始独立承担大量的脊柱外科临床工作,特别是应用Harrington、Luque等新技术治疗了大量脊柱侧凸患者。邱贵兴与他的同事一起启动了我国脊柱侧凸的规范化治疗,掀开了中国脊柱侧凸治疗领域崭新的一页。
邱贵兴曾经参加了北京协和医院对北京地区两万多名中小学生的普查工作,发现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06%,天津的普查结果是1.14%,山西的为1.44%。青少年脊柱侧弯不仅会引起严重的躯体畸形,影响心、肺发育,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还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我国的脊柱侧弯患者不但发病绝对数量大,而且畸形严重程度高,大量的严重残疾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医疗负担和经济负担,也给脊柱外科医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Harrington及Luque等技术虽然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手术,但只能做一维或二维的平面矫正,而脊柱侧凸是一种立体的三维畸形,因此,有的患者术后虽然侧弯得到矫正,但是驼背反而加重,甚至不能走路了。为此,国际上不断发展一些新的三维矫形手术。邱贵兴在以往Harrington、Luque、Zilke、Galveston、Dick、Steffee、RF、CD等手术的基础上,较早地引入并积极推广CCD、TSRH、CDH、USS系统等脊柱固定器在临床上的应用,使脊柱手术从单纯的一维矫形转向三维矫形,提高了治疗效果。
邱贵兴不仅及时引进、熟练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来治疗脊柱外科的疑难病症,还在国内大力推广应用,以更大范围地造福患者。对于一些严重僵硬的脊柱畸形,过去一般采用前、后路分期手术,疗程长、费用高,效果并不满意。为此,邱贵兴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了前、后路一期同时手术治疗严重脊柱侧凸,不仅使治疗时间由平均33天缩短至18天,而且显著提高了疗效,大量节省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邱贵兴还不断地创新研究,发展我国的脊柱畸形治疗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从方法创新到器械改良,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邱贵兴创建了用于研究脊柱侧凸的模拟人体直立姿势的双足鼠动物模型,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病因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邱贵兴全面系统地从基因和蛋白水平研究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和发病机制,为深入研究该病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作为第一发明人,邱贵兴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脊柱内固定系统,获得了5项国家专利。该系统在2002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临床,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与进口产品相比,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2006年年初,邱贵兴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二十余年来,数以千计的脊柱畸形患者在邱贵兴教授的治疗下“挺直腰板”,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协和分型”引起中外骨科学者高度重视
邱贵兴的脊柱侧凸矫形手术包含了所有脊柱外科技术,强化了脊柱功能重建的理念,提高了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脊柱骨折等脊柱外科常见病的治疗水平,因此,脊柱矫形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整个脊柱外科的发展,并引领着中国脊柱外科向国际顶尖水平迈进。
邱贵兴在脊柱外科领域中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对脊柱侧凸、脊柱后凸、强直性脊柱炎的矫形,脊柱肿瘤的切除固定,脊柱结核的治疗,椎管狭窄、脊柱滑脱的减压、复位、内固定,颈椎病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各种脊柱疾病的治疗,也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他还通过讲座和手术,向许多年青的脊柱外科医师传授自己宝贵的经验。
早在大约100年前,国际上就已对特发性脊柱侧凸进行了分型研究,但直到1983年,美国人King才首次对脊柱侧凸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型,这种分型是建立在平面矫形基础上的,且只有5种分型,不够全面,依据这种分型进行手术,术后失败病例多,不少失败病例术后畸形加重。2001年,美国人Lenke教授提出了新的分型,初步体现了三维矫形理念,较为全面,但未包括脊柱的旋转扭曲,且该分型共有42型,十分繁杂,可操作性较差。 (韩同伟)
协和八年,延安十年
1960年的夏天,18岁的邱贵兴考入了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八年制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这里,邱贵兴既感受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美丽环境与优雅气质,也被她的学术氛围和科教传统所熏陶,更继承了母校“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
1968年,邱贵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为了响应毛主席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的村医生涯。当时年仅26岁的他,在延安一呆就是十多年。
在延安的岁月里,面对极差的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和众多的患者,邱贵兴除了要处理他所擅长的外科问题外,还得解决内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等其他学科的临床问题。现实的情况迫使他不断学习,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全科医学知识,并积累了丰富的基层临床工作经验。
在陕北农村,由于交通非常不便,患者如遇到难产、摔伤、急腹症等急症,根本无法送到医院抢救,因此,邱贵兴经常在半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行走在陡峭的崎岖山路上,也记不清有多少次面临紧急时刻,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凭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做手术……
当年,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延安,对邱贵兴而言,的确是十分漫长的考验和锻炼。但邱贵兴和他的夫人、同班同学林守清(现为我国著名妇产科学专家)同甘共苦,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手术时互当助手,解决了许多疑难病症,他们从艰苦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淳朴善良和对他们的极度信任,让邱贵兴有着身为医生的极大成就感。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邱贵兴的从医之路,也历练了他的人生。
脊柱畸形矫正术:使中国人“挺直腰板”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为了向更高的医学高峰攀登,37岁的邱贵兴和夫人林守清以过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先后考回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邱贵兴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日子里,依然面对着各种艰苦的条件,他白天上课、做临床工作,晚上去实验室做实验、搞科研,经常忙碌到午夜。为了保证实验的精确性,他利用放射科淘汰下来的X光机,亲自抱着实验兔子照X像。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在缺乏放射防护的条件下,照了整整两大箱宝贵的X线资料。1982年,邱贵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荣获北京市优秀论文奖。这是他刻苦求学、忘我求知的奖励和回报。
求学时期,邱贵兴经常查阅学科资料,当他看到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脊柱侧凸患儿的照片时,便坚定地选择了一个主攻方向——脊柱外科。
脊柱外科是骨科最艰难、最凶险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脊柱畸形矫正在我国脊柱外科领域还是空白。1986年,已入不惑之年的邱贵兴远赴加拿大,师从国际著名脊柱外科专家、世界脊柱侧凸学会前主席Armstrong教授,重点学习脊柱畸形的矫治和脊柱外科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1987年,回国后的邱贵兴开始独立承担大量的脊柱外科临床工作,特别是应用Harrington、Luque等新技术治疗了大量脊柱侧凸患者。邱贵兴与他的同事一起启动了我国脊柱侧凸的规范化治疗,掀开了中国脊柱侧凸治疗领域崭新的一页。
邱贵兴曾经参加了北京协和医院对北京地区两万多名中小学生的普查工作,发现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06%,天津的普查结果是1.14%,山西的为1.44%。青少年脊柱侧弯不仅会引起严重的躯体畸形,影响心、肺发育,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还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我国的脊柱侧弯患者不但发病绝对数量大,而且畸形严重程度高,大量的严重残疾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医疗负担和经济负担,也给脊柱外科医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Harrington及Luque等技术虽然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手术,但只能做一维或二维的平面矫正,而脊柱侧凸是一种立体的三维畸形,因此,有的患者术后虽然侧弯得到矫正,但是驼背反而加重,甚至不能走路了。为此,国际上不断发展一些新的三维矫形手术。邱贵兴在以往Harrington、Luque、Zilke、Galveston、Dick、Steffee、RF、CD等手术的基础上,较早地引入并积极推广CCD、TSRH、CDH、USS系统等脊柱固定器在临床上的应用,使脊柱手术从单纯的一维矫形转向三维矫形,提高了治疗效果。
邱贵兴不仅及时引进、熟练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来治疗脊柱外科的疑难病症,还在国内大力推广应用,以更大范围地造福患者。对于一些严重僵硬的脊柱畸形,过去一般采用前、后路分期手术,疗程长、费用高,效果并不满意。为此,邱贵兴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了前、后路一期同时手术治疗严重脊柱侧凸,不仅使治疗时间由平均33天缩短至18天,而且显著提高了疗效,大量节省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邱贵兴还不断地创新研究,发展我国的脊柱畸形治疗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从方法创新到器械改良,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邱贵兴创建了用于研究脊柱侧凸的模拟人体直立姿势的双足鼠动物模型,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病因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邱贵兴全面系统地从基因和蛋白水平研究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和发病机制,为深入研究该病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作为第一发明人,邱贵兴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脊柱内固定系统,获得了5项国家专利。该系统在2002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临床,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与进口产品相比,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2006年年初,邱贵兴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二十余年来,数以千计的脊柱畸形患者在邱贵兴教授的治疗下“挺直腰板”,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协和分型”引起中外骨科学者高度重视
邱贵兴的脊柱侧凸矫形手术包含了所有脊柱外科技术,强化了脊柱功能重建的理念,提高了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脊柱骨折等脊柱外科常见病的治疗水平,因此,脊柱矫形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整个脊柱外科的发展,并引领着中国脊柱外科向国际顶尖水平迈进。
邱贵兴在脊柱外科领域中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对脊柱侧凸、脊柱后凸、强直性脊柱炎的矫形,脊柱肿瘤的切除固定,脊柱结核的治疗,椎管狭窄、脊柱滑脱的减压、复位、内固定,颈椎病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各种脊柱疾病的治疗,也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他还通过讲座和手术,向许多年青的脊柱外科医师传授自己宝贵的经验。
早在大约100年前,国际上就已对特发性脊柱侧凸进行了分型研究,但直到1983年,美国人King才首次对脊柱侧凸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型,这种分型是建立在平面矫形基础上的,且只有5种分型,不够全面,依据这种分型进行手术,术后失败病例多,不少失败病例术后畸形加重。2001年,美国人Lenke教授提出了新的分型,初步体现了三维矫形理念,较为全面,但未包括脊柱的旋转扭曲,且该分型共有42型,十分繁杂,可操作性较差。 (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