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先行者(1)
2009年11月14日,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简称“乳癌基金”)主办的“健康路·慈善行2009北京站抗击乳癌大步走”活动在朝阳公园08广场隆重举行。乳癌基金以“动员全社会力量抗击乳腺癌”为己任,以“关爱女性远离乳癌、维护妇女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使命,以“凝聚爱心救助贫困乳癌病人”为宗旨,其自2008年1月成立以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慈善活动。我国著名肿瘤学专家、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徐光炜教授担任该基金的副理事长。徐光炜教授为中国抗癌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已75岁高龄的他,仍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诚挚之心,为我国抗癌事业四处奔波。
从医:从肿瘤外科医生到院长
1934年,徐光炜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报考了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医学院,从此开始了学医生涯。
1956年毕业后,徐光炜以各专业满分的优异成绩留校。然而,就在当时,他的父亲却接到赴北京支援国家国防建设的通知。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解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徐光炜和家人一起从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搬迁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后,徐光炜进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北医”)工作,几经周折后,他被安排在总论外科教研组。
1958年,徐光炜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在三年时间内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课程。1961年,北医成立了中医教研组,徐光炜被任命为副主任,开始了对全校学生及教师的中医扫盲工作。1968年年初,徐光炜带领同事成功抢救了一位大面积烧伤达98%、Ⅲ度烧伤面积达80%的病人,成为当时国内报纸的头条新闻,北医也因此成为当时卫生战线的一面旗帜。1969年,徐光炜担任北医的外科副主任、肿瘤科主任。正是在这一年,第一届癌症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周恩来总理向广大医务工作者提出“向癌症斗争”的口号,徐光炜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胃癌与乳腺癌。1976年,徐光炜牵头组建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95年,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北京肿瘤医院,徐光炜担任院长、名誉院长。
多年来,徐光炜教授和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北京肿瘤医院共同经历了发展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如今,北京肿瘤医院已经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肿瘤专科三级甲等医院,是具有较高医疗技术水平,较强医疗服务能力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该院开展的胃癌导向手术研究、肺癌耐药逆转治疗、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胃癌综合治疗、化疗和放疗综合治疗咽淋巴环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乳癌早诊及保乳综合治疗、介入治疗、超声射频治疗等众多研究项目,均居国内前列或国际先进水平。给予肿瘤病人全程无痛、根治性的综合治疗,是北京肿瘤医院最具特色的优势之一。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设有6个研究室,1个中心实验室。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北京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亦设在所内。建所以来,围绕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特别是胃癌、乳腺癌癌变机制的研究、肿瘤预防与控制研究、肿瘤易感性和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及肿瘤生物治疗研究等主要科研方向,该所开展了大量基础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在肿瘤学基础理论研究、常见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胃癌高发现场的预防干预等领域,均有创新性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北京肿瘤医院是国家肿瘤学重点学科、全国肿瘤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所在单位。医学教育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进修生教育。每年定期举办全国临床肿瘤医师进修班和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全国性学习班。
虽然年事已高,但徐光炜教授仍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国肿瘤事业培育人才,就在记者来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给博士研究生授课。
感悟:医术即仁术
徐光炜教授说,医生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与使命,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具体可以用“求医”与“就医”此二者的区别做解释。长期以来,病人与医生之间是“求”与“赐”的关系,病人求助于医生的是“病”,而医生援手相助的则是“良方”。往往是病人视医生高高在上,视医嘱为“圣旨”,完全遵从医生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医学正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除了疾病本身外,医生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因素及社会、家庭环境对疾病诊治的影响,医生与病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医生必须摒弃曾经的高于病人的“被求”之优越感,将“求医”改为“就医”。
针对癌症病人,徐光炜教授提出了“良药可口”的理念,意思就是既要治疗癌症,又要兼顾病人的生活质量。我国卫生部已故原部长陈敏章在世时患有癌症,徐光炜曾去看望陈部长,临别时陈部长握着他的手说:“众人都告诉我术后两周就能康复,其实术后我一天也没好受过,还拖累这么多人陪着我,何苦呢?!”听到这样的话,徐光炜深深感悟到癌症病人并不愿意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地勉强维持生命。他的妻子、我国著名儿科学专家宋琳琳教授曾患结肠癌,他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说,妻子术后的诸多并发症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胜过癌症本身。这些体会使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应以“良药可口”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徐光炜说,“医术即仁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医生应该思考的问题。与其让病人因患病而痛苦,不如将疾病消灭在萌芽时期,祖国医学也有“上工治未病”之说。目前,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乳腺癌的发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乳腺癌已占居妇女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多年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徐光炜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有计划地开展乳腺癌普查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其不断攀升的发病率。
抗癌:重在预防和康复
徐光炜教授说,在临床工作中,真正经手术切除而痊愈的癌症病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病人还是失去了生命。只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控制癌症。
多年来,徐光炜教授在胃癌及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73年,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胃癌临床病理分期标准”,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并成为全国统一标准;随后,他又提出了“网膜外剥离”的胃癌根治手术方法,在国内20余所肿瘤医院推广,提高了胃癌的疗效。1984年,徐光炜前往美国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他就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完成了“胃癌放射免疫导向手术”的研究,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胃癌手术的疗效。他还依据我国国情,与他领导的团队一起适时研究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妇女乳腺癌X线分型”,从而明确了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同时还建立了乳腺癌普查的实用技术,该技术被卫生部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乳腺癌的预防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徐光炜教授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卫生部、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11项。
1988年,宋琳琳教授不幸患上了结肠癌。看着妻子在手术治疗及化疗后的康复期出现了各种并发症,如腹泻、高热、骨折、脱齿,遭受了很多痛苦,他体会到医生也应该重视癌症病人的康复。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妻子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其他癌症病友便纷纷向他请教经验。看着这些癌症病友目光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的渴望,徐光炜和妻子萌生出了成立癌症康复会的想法。 (王继珍)
从医:从肿瘤外科医生到院长
1934年,徐光炜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报考了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医学院,从此开始了学医生涯。
1956年毕业后,徐光炜以各专业满分的优异成绩留校。然而,就在当时,他的父亲却接到赴北京支援国家国防建设的通知。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解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徐光炜和家人一起从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搬迁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后,徐光炜进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北医”)工作,几经周折后,他被安排在总论外科教研组。
1958年,徐光炜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在三年时间内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课程。1961年,北医成立了中医教研组,徐光炜被任命为副主任,开始了对全校学生及教师的中医扫盲工作。1968年年初,徐光炜带领同事成功抢救了一位大面积烧伤达98%、Ⅲ度烧伤面积达80%的病人,成为当时国内报纸的头条新闻,北医也因此成为当时卫生战线的一面旗帜。1969年,徐光炜担任北医的外科副主任、肿瘤科主任。正是在这一年,第一届癌症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周恩来总理向广大医务工作者提出“向癌症斗争”的口号,徐光炜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胃癌与乳腺癌。1976年,徐光炜牵头组建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95年,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北京肿瘤医院,徐光炜担任院长、名誉院长。
多年来,徐光炜教授和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北京肿瘤医院共同经历了发展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如今,北京肿瘤医院已经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肿瘤专科三级甲等医院,是具有较高医疗技术水平,较强医疗服务能力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该院开展的胃癌导向手术研究、肺癌耐药逆转治疗、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胃癌综合治疗、化疗和放疗综合治疗咽淋巴环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乳癌早诊及保乳综合治疗、介入治疗、超声射频治疗等众多研究项目,均居国内前列或国际先进水平。给予肿瘤病人全程无痛、根治性的综合治疗,是北京肿瘤医院最具特色的优势之一。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设有6个研究室,1个中心实验室。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北京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亦设在所内。建所以来,围绕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特别是胃癌、乳腺癌癌变机制的研究、肿瘤预防与控制研究、肿瘤易感性和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及肿瘤生物治疗研究等主要科研方向,该所开展了大量基础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在肿瘤学基础理论研究、常见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胃癌高发现场的预防干预等领域,均有创新性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北京肿瘤医院是国家肿瘤学重点学科、全国肿瘤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所在单位。医学教育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进修生教育。每年定期举办全国临床肿瘤医师进修班和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全国性学习班。
虽然年事已高,但徐光炜教授仍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国肿瘤事业培育人才,就在记者来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给博士研究生授课。
感悟:医术即仁术
徐光炜教授说,医生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与使命,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具体可以用“求医”与“就医”此二者的区别做解释。长期以来,病人与医生之间是“求”与“赐”的关系,病人求助于医生的是“病”,而医生援手相助的则是“良方”。往往是病人视医生高高在上,视医嘱为“圣旨”,完全遵从医生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医学正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除了疾病本身外,医生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因素及社会、家庭环境对疾病诊治的影响,医生与病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医生必须摒弃曾经的高于病人的“被求”之优越感,将“求医”改为“就医”。
针对癌症病人,徐光炜教授提出了“良药可口”的理念,意思就是既要治疗癌症,又要兼顾病人的生活质量。我国卫生部已故原部长陈敏章在世时患有癌症,徐光炜曾去看望陈部长,临别时陈部长握着他的手说:“众人都告诉我术后两周就能康复,其实术后我一天也没好受过,还拖累这么多人陪着我,何苦呢?!”听到这样的话,徐光炜深深感悟到癌症病人并不愿意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地勉强维持生命。他的妻子、我国著名儿科学专家宋琳琳教授曾患结肠癌,他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说,妻子术后的诸多并发症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胜过癌症本身。这些体会使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应以“良药可口”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徐光炜说,“医术即仁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医生应该思考的问题。与其让病人因患病而痛苦,不如将疾病消灭在萌芽时期,祖国医学也有“上工治未病”之说。目前,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乳腺癌的发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乳腺癌已占居妇女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多年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徐光炜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有计划地开展乳腺癌普查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其不断攀升的发病率。
抗癌:重在预防和康复
徐光炜教授说,在临床工作中,真正经手术切除而痊愈的癌症病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病人还是失去了生命。只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控制癌症。
多年来,徐光炜教授在胃癌及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73年,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胃癌临床病理分期标准”,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并成为全国统一标准;随后,他又提出了“网膜外剥离”的胃癌根治手术方法,在国内20余所肿瘤医院推广,提高了胃癌的疗效。1984年,徐光炜前往美国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他就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完成了“胃癌放射免疫导向手术”的研究,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胃癌手术的疗效。他还依据我国国情,与他领导的团队一起适时研究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妇女乳腺癌X线分型”,从而明确了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同时还建立了乳腺癌普查的实用技术,该技术被卫生部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乳腺癌的预防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徐光炜教授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卫生部、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11项。
1988年,宋琳琳教授不幸患上了结肠癌。看着妻子在手术治疗及化疗后的康复期出现了各种并发症,如腹泻、高热、骨折、脱齿,遭受了很多痛苦,他体会到医生也应该重视癌症病人的康复。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妻子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其他癌症病友便纷纷向他请教经验。看着这些癌症病友目光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的渴望,徐光炜和妻子萌生出了成立癌症康复会的想法。 (王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