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国星委员的“心病”
当记者在本次全国“两会”期间见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教授时,便立刻注意到他紧锁的眉头与忧思的眼神。在与他的交谈中,记者得知了令他愁眉不展的缘由,也深深体会到了他内心的痛楚。
“痛心疾首”,吸烟大国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首先指出,中国是一个吸烟大国,在客观统计数据中,中国烟草和烟制品的生产与消费占了8项世界第一,即烤烟种植面积世界第一、烤烟产量世界第一、烤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卷烟产销量世界第一、卷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增加量世界第一、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因此他说:“我国受吸烟危害也是世界第一!”
翁国星委员感慨地说:“我国现有吸烟人数3.5亿,被动吸烟人数高达5.4亿,其中青少年吸烟已达1.8亿。中国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为100多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这些庞大的数字和冷酷的现实一直令我痛心疾首!”
“近年来,肺癌、脑卒中、冠心病等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的慢性病,因与吸烟密切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快速上升,尤其是卫生部全国死因调查结果显示,肺癌死亡率近30年上升了465%左右。”翁国星委员说,“烟草对我国人民健康危害如此巨大,我国从政府到民众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戒掉这个害人害己的不良习惯!”
“‘戒烟’,说起来只是一个词,可是它的实施将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政府一定要在信念和意志上,立志解决掉这个问题。”翁国星委员概述了一些措施,“首先要宣传到位,加大向青少年宣传吸烟危害的知识,让所有吸烟的人知道吸烟的危害;二是学习国际上先进、有效的做法,如在香烟盒上印出戒烟图片,不仅仅是写几个戒烟字样,而是十分形象地将吸烟的危害表现出来,让人看到后就失去吸烟的欲望;三是在立法上,寻求戒烟的法制保护和措施;四是在税收管理上改进方法,限制烟产率;五是公共场合加大禁烟力度,并参照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公共场所吸烟所采取的强劲禁烟措施;六是对医院这种特殊机构,禁烟措施一定要加强;七是重视农村地区的戒烟宣传和有效措施。”
“设心处虑”,大病补偿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说:“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我就关注于‘大病补偿’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依然十分关心这个涉及到医疗改革进程的重要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乎百姓医疗保健的核心问题。”
“所谓的‘大病’,就是参照病种和疾病的严重程度,严格规划出大病的界限和标准,主要是危重病、复杂病。这些病种和病情是对百姓健康危害最大的,对家庭的经济打击也是最重的。因此,国家推出的医疗保险要侧重于这些大病。”翁国星委员说,“我一直在设心处虑地思考这方面的医疗、医改问题,例如对于农村大病补偿问题,从对农村人口的危重病、复杂病入手,规划出大病的程度和级别,再规定出到相应级别的医院去求诊就医,在医保补偿上归于何种程度的补贴,以及制定一个合理的补偿封顶上线,这关乎广大农村人口的切身健康保障和经济利益。”
翁国星委员说:“大病申请程序和补偿手续是十分复杂的,只有细化这些工作,系统地、科学地规划出可定性、定量的标准,才会有据可行,有章可循。既可以更好地保障百姓的生命健康,又可以降低百姓的经济损失,是使新医改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步骤,还可以体现出新医改的优势所在。”
“焦心劳思”,公立医院改革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说:“关于公立医院改革,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最令我感到矛盾的地方。因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结构的主体,也是医疗改革的主体,它更是担负着我国人民健康保障的主要机构。”
“公立医院改革中潜藏着‘两个矛盾’,这一直是我焦心劳思的地方。一是对公立医院的补偿降低、实行医药分开等措施和公立医院的发展相矛盾;二是公立医院的收入降低和患者实际医药费用没有明显降低的矛盾。”翁国星委员说,“前一个矛盾是公立医院改革后对医院的补偿减低,此外还采取一系列规章措施削减掉公立医院药品的利润等,这样等于降低了医院的整体经济收入。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明显就会限制医院的发展;医院的发展停滞,就会影响到医院运营,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后一个矛盾有些复杂,虽然对公立医院采取各种办法改革,其目的是要减少患者在公立医院的部分开销,但由于药品是进入市场进行商业运作的,同时提高医疗服务费用,会使患者的整体医疗费用没有降低或有可能反而增高。”
“这两个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矛盾有时是交融在一起的,会以不同的形式和结果表现出来。”翁国星委员最后说,“公立医院改革虽然只是刚刚开始试点运行,但是我已经在思考这些将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了。相信在我们整个医疗队伍的共同努力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会和谐地、双赢地解决好这两个矛盾。” (韩同伟)
“痛心疾首”,吸烟大国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首先指出,中国是一个吸烟大国,在客观统计数据中,中国烟草和烟制品的生产与消费占了8项世界第一,即烤烟种植面积世界第一、烤烟产量世界第一、烤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卷烟产销量世界第一、卷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增加量世界第一、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因此他说:“我国受吸烟危害也是世界第一!”
翁国星委员感慨地说:“我国现有吸烟人数3.5亿,被动吸烟人数高达5.4亿,其中青少年吸烟已达1.8亿。中国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为100多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这些庞大的数字和冷酷的现实一直令我痛心疾首!”
“近年来,肺癌、脑卒中、冠心病等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的慢性病,因与吸烟密切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快速上升,尤其是卫生部全国死因调查结果显示,肺癌死亡率近30年上升了465%左右。”翁国星委员说,“烟草对我国人民健康危害如此巨大,我国从政府到民众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戒掉这个害人害己的不良习惯!”
“‘戒烟’,说起来只是一个词,可是它的实施将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政府一定要在信念和意志上,立志解决掉这个问题。”翁国星委员概述了一些措施,“首先要宣传到位,加大向青少年宣传吸烟危害的知识,让所有吸烟的人知道吸烟的危害;二是学习国际上先进、有效的做法,如在香烟盒上印出戒烟图片,不仅仅是写几个戒烟字样,而是十分形象地将吸烟的危害表现出来,让人看到后就失去吸烟的欲望;三是在立法上,寻求戒烟的法制保护和措施;四是在税收管理上改进方法,限制烟产率;五是公共场合加大禁烟力度,并参照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公共场所吸烟所采取的强劲禁烟措施;六是对医院这种特殊机构,禁烟措施一定要加强;七是重视农村地区的戒烟宣传和有效措施。”
“设心处虑”,大病补偿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说:“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我就关注于‘大病补偿’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依然十分关心这个涉及到医疗改革进程的重要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乎百姓医疗保健的核心问题。”
“所谓的‘大病’,就是参照病种和疾病的严重程度,严格规划出大病的界限和标准,主要是危重病、复杂病。这些病种和病情是对百姓健康危害最大的,对家庭的经济打击也是最重的。因此,国家推出的医疗保险要侧重于这些大病。”翁国星委员说,“我一直在设心处虑地思考这方面的医疗、医改问题,例如对于农村大病补偿问题,从对农村人口的危重病、复杂病入手,规划出大病的程度和级别,再规定出到相应级别的医院去求诊就医,在医保补偿上归于何种程度的补贴,以及制定一个合理的补偿封顶上线,这关乎广大农村人口的切身健康保障和经济利益。”
翁国星委员说:“大病申请程序和补偿手续是十分复杂的,只有细化这些工作,系统地、科学地规划出可定性、定量的标准,才会有据可行,有章可循。既可以更好地保障百姓的生命健康,又可以降低百姓的经济损失,是使新医改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步骤,还可以体现出新医改的优势所在。”
“焦心劳思”,公立医院改革的问题
翁国星委员说:“关于公立医院改革,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最令我感到矛盾的地方。因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结构的主体,也是医疗改革的主体,它更是担负着我国人民健康保障的主要机构。”
“公立医院改革中潜藏着‘两个矛盾’,这一直是我焦心劳思的地方。一是对公立医院的补偿降低、实行医药分开等措施和公立医院的发展相矛盾;二是公立医院的收入降低和患者实际医药费用没有明显降低的矛盾。”翁国星委员说,“前一个矛盾是公立医院改革后对医院的补偿减低,此外还采取一系列规章措施削减掉公立医院药品的利润等,这样等于降低了医院的整体经济收入。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明显就会限制医院的发展;医院的发展停滞,就会影响到医院运营,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后一个矛盾有些复杂,虽然对公立医院采取各种办法改革,其目的是要减少患者在公立医院的部分开销,但由于药品是进入市场进行商业运作的,同时提高医疗服务费用,会使患者的整体医疗费用没有降低或有可能反而增高。”
“这两个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矛盾有时是交融在一起的,会以不同的形式和结果表现出来。”翁国星委员最后说,“公立医院改革虽然只是刚刚开始试点运行,但是我已经在思考这些将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了。相信在我们整个医疗队伍的共同努力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会和谐地、双赢地解决好这两个矛盾。” (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