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贻璞教授的“大爱箴言”
记者见到70岁高龄的谌贻璞教授时,他正在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专心致志地做实验。利用实验间歇,谌教授热情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于“德高谦谨、艺精技卓”的谌贻璞教授,记者久闻其名,也早知他“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品格。谌教授终日全身心地扑在临床诊疗、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等各项医学工作中,他的敬业爱业精神在医学界被广为传颂。除了医院里各项繁重的工作外,谌教授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兼职。他曾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理事、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师协会肾脏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担任国内外十余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副主编、主编或名誉主编。作为一名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专家,谌教授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青年医生要重视‘三基三严’”
谌贻璞教授开门见山地说:“对于现在青年医生的成长,我十分忧心,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儿就是对基本功重视不够。我们这一代医生在年轻的时候,上级医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要经过‘三基三严’的训练;而现在的青年医生在基本功上大多不够扎实,例如对临床诊断中最常用的视、触、叩、听等基本查体技术的运用都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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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教授所说的“三基三严”,指的是“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他认为,无论是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青年医生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而实际上部分青年医生不仅在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等方面比较薄弱,对本职工作也缺乏严肃、严格和严谨的态度。“三基”和“三严”是相辅相成的,做不到“三严”就不可能做到“三基”。在采访中,谌教授呼吁青年医生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打好人生和事业的基础。
谈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谌教授感慨万千。1969年,谌贻璞在北大医院内科工作时,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锻炼自己。于是,他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省轻工业局的一个工厂卫生所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实际上,这个卫生所只是一个医务室,加上谌贻璞的爱人和三个复员军人,一共才五个工作人员。这里没有化验员,没有检验试剂,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病房,谌贻璞便与同事们一起想办法。他们设法找来试剂,自己动手给患者做化验;他们请来工厂师傅制作器械,自己为患者拔牙;他们捡来废砖头,自己盖房扩大诊疗室……面对种种实际困难,谌贻璞没有退缩,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他们的努力下,卫生所逐渐有了内科、妇科、中医科、口腔科等,还可以治疗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的一些疾病;再后来,又有了心电图、X线等辅助检查手段。在卫生所的全科医生工作经历,使谌贻璞具备了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学到了全面的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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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谌贻璞发现,要做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就需要医、教、研全面发展。于是,他决定报考研究生,继续学习。1978年,已经38岁的谌贻璞利用45天的业余时间复习了政治、英语、内科,还自学了免疫学,最终考上了“中国肾脏病学鼻祖”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王叔咸教授对谌贻璞言传身教,在医学学习、科学研究、临床工作等方面给予了他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现在,谌贻璞教授又将他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谌贻璞教授在青年时期就严于律己,几乎每晚都工作学习到深夜,这也成了他一直保持的习惯。当记者问谌教授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劳累时,他说:“因为我特别珍惜现在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这与我当年在工厂卫生所的环境比较起来,就如天堂一般。”他带着期望的神情继续说:“我希望青年医生在打基础阶段,百倍努力,切切实实地夯牢基础,为自己今后的‘起飞’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要立下宏远志向,但切忌好高骛远。”
“医生的大忌就是‘先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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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贻璞教授说,在他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前,有幸聆听了吴英凯教授的一堂课,这堂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他一直铭记至今。吴教授在黑板上写下的四个大字“先入为主”,从那堂课后,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并成了他终生行医的警戒。
“吴教授讲,‘先入为主’是做医生的最大忌讳,所以从做医生开始就一定要克服它,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名好医生。最初,我还不很明白吴教授的告诫,但是在以后的临床工作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并深刻认识到了‘先入为主’的危害。一个医生不经过深入调查患者病情,不经过自己慎密的思考和分析,就轻信前人诊断,轻信辅助检查结果,并据此轻率地给患者进行治疗,可能会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谌贻璞教授强调,“即使是上级医师、主任的意见,也必须先经过自己的思考再执行,如有不懂之处或不同看法一定要提出,绝不能盲目‘服从’。只有这样,对患者的健康、对自己的成长才会有益。”
“由于医生的‘先入为主’,造成误诊误治,并使患者蒙受损失的事情并不少见,让人十分痛心。青年医生从行医开始就要十分警惕这个不良习惯,不要染上甚至固化了这一缺点,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谌贻璞教授说,“作为一名医生,要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克服这一点儿,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从问诊查体开始,就要细心慎重,全面客观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不可以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做医生一定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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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要‘临床’”
“临床医生要‘临床’!”谌贻璞教授神情严肃地说,“某些临床医生虽然叫‘临床医生’,可是实际上很少亲临患者床边,近似一个‘幕后工作者’。仅仅根据辅助检查报告,看他人的病历记录,没有第一手材料就给患者做诊断治疗,这是十分危险的!”
谌教授认为,无论现在的化验检查、超声、CT及核磁共振检查多么地先进与高端,也取代不了医生直接面对患者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得到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前提。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主管医生也应经常到患者床边查看,亲自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以便及时、合理地调整治疗方案。他形象地比喻说:“医生给患者治疗就好像在走钢丝,要时时刻刻地‘纠偏’。只有经常到患者床边检查、观察,才可以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的蛛丝马迹,洞察出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危险,及时给予防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儿,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患者的真诚与爱心。”
“医学科研切勿‘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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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年频频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谌贻璞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对一些高年医生,我最想提出的建议就是切忌‘急功近利’!极端的‘急功近利’就会‘弄虚作假’,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医生,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循序渐进地做学问,实事求是地做人。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实实在在地坐在科学实验室的‘冷板凳’上。”
“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这是当前学术界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是学术造假的基础,非常可怕!”谌贻璞教授说,“我十分热爱我的职业,几十年来我从未休过假,我几乎将所有的放假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放长假7天,6天我都会在工作。每个晚上我都要看书。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枯燥无味,其实不然。当我从学习中领悟到原来没有领悟到的东西,并把它们应用到临床实际中,解决了别人未能解决的疾病问题时,自己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高兴,这就是我生活中乐趣无穷的源泉。”
谌教授说,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社会因素,物质诱惑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什么都讲求效率与效益,但是在科研领域,必须要尊重科学规律,遵循科学方法。科研工作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所以研究人员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坐在实验台前,有耐心、有爱心地从点点滴滴的试验做起。“无论外界有怎样的不良干扰,社会环境有多么复杂,每个人都应严格把握好自己的做人原则,尤其是做医生,一辈子要有医生的良心和素质,一辈子要有科研人员的良心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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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教授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导师王叔咸教授对他的教诲。他说:“我曾经在写实验报告时,爱用‘证明’这个词,王叔咸教授当即就指出,科研是十分严谨的工作,每证明一个结论,都必须经过大量反复的试验,自己所做的一个试验只能‘提示’某些东西,要说可以‘证明’什么,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从那时起,谌贻璞教授对待科研工作就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并把这种基本素质言传身教给了他的学生。
目前,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谌贻璞教授依然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对患者十分关心,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他都事必躬亲;他对青年学生也充满了爱护之情,经常手把手地教他们,凡受过他指导的学生,都能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爱和期望。大爱无声。谌教授在近40年的从医生涯中,用他那精湛的医学技术、仁爱的医者情怀和无私的师者精神,默默书写着他对患者、对学生、对医学事业的“大爱箴言”。
专家简介
谌贻璞,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曾留学美国及澳大利亚。长期致力于肾内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擅长原继发肾小球疾病、肾小管-间质疾病、肾血管疾病及急慢性肾衰竭的诊治。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及首都医学发展基金科研项目13项,曾参与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主编及参编国内外医学著作63部。获得各种科研奖项19次。1992年被评为卫生系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百拇医药(韩同伟)
对于“德高谦谨、艺精技卓”的谌贻璞教授,记者久闻其名,也早知他“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品格。谌教授终日全身心地扑在临床诊疗、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等各项医学工作中,他的敬业爱业精神在医学界被广为传颂。除了医院里各项繁重的工作外,谌教授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兼职。他曾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理事、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师协会肾脏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担任国内外十余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副主编、主编或名誉主编。作为一名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专家,谌教授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青年医生要重视‘三基三严’”
谌贻璞教授开门见山地说:“对于现在青年医生的成长,我十分忧心,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儿就是对基本功重视不够。我们这一代医生在年轻的时候,上级医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要经过‘三基三严’的训练;而现在的青年医生在基本功上大多不够扎实,例如对临床诊断中最常用的视、触、叩、听等基本查体技术的运用都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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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教授所说的“三基三严”,指的是“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他认为,无论是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青年医生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而实际上部分青年医生不仅在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等方面比较薄弱,对本职工作也缺乏严肃、严格和严谨的态度。“三基”和“三严”是相辅相成的,做不到“三严”就不可能做到“三基”。在采访中,谌教授呼吁青年医生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打好人生和事业的基础。
谈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谌教授感慨万千。1969年,谌贻璞在北大医院内科工作时,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锻炼自己。于是,他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省轻工业局的一个工厂卫生所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实际上,这个卫生所只是一个医务室,加上谌贻璞的爱人和三个复员军人,一共才五个工作人员。这里没有化验员,没有检验试剂,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病房,谌贻璞便与同事们一起想办法。他们设法找来试剂,自己动手给患者做化验;他们请来工厂师傅制作器械,自己为患者拔牙;他们捡来废砖头,自己盖房扩大诊疗室……面对种种实际困难,谌贻璞没有退缩,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他们的努力下,卫生所逐渐有了内科、妇科、中医科、口腔科等,还可以治疗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的一些疾病;再后来,又有了心电图、X线等辅助检查手段。在卫生所的全科医生工作经历,使谌贻璞具备了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学到了全面的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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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谌贻璞发现,要做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就需要医、教、研全面发展。于是,他决定报考研究生,继续学习。1978年,已经38岁的谌贻璞利用45天的业余时间复习了政治、英语、内科,还自学了免疫学,最终考上了“中国肾脏病学鼻祖”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王叔咸教授对谌贻璞言传身教,在医学学习、科学研究、临床工作等方面给予了他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现在,谌贻璞教授又将他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谌贻璞教授在青年时期就严于律己,几乎每晚都工作学习到深夜,这也成了他一直保持的习惯。当记者问谌教授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劳累时,他说:“因为我特别珍惜现在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这与我当年在工厂卫生所的环境比较起来,就如天堂一般。”他带着期望的神情继续说:“我希望青年医生在打基础阶段,百倍努力,切切实实地夯牢基础,为自己今后的‘起飞’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要立下宏远志向,但切忌好高骛远。”
“医生的大忌就是‘先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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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贻璞教授说,在他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前,有幸聆听了吴英凯教授的一堂课,这堂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他一直铭记至今。吴教授在黑板上写下的四个大字“先入为主”,从那堂课后,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并成了他终生行医的警戒。
“吴教授讲,‘先入为主’是做医生的最大忌讳,所以从做医生开始就一定要克服它,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名好医生。最初,我还不很明白吴教授的告诫,但是在以后的临床工作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并深刻认识到了‘先入为主’的危害。一个医生不经过深入调查患者病情,不经过自己慎密的思考和分析,就轻信前人诊断,轻信辅助检查结果,并据此轻率地给患者进行治疗,可能会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谌贻璞教授强调,“即使是上级医师、主任的意见,也必须先经过自己的思考再执行,如有不懂之处或不同看法一定要提出,绝不能盲目‘服从’。只有这样,对患者的健康、对自己的成长才会有益。”
“由于医生的‘先入为主’,造成误诊误治,并使患者蒙受损失的事情并不少见,让人十分痛心。青年医生从行医开始就要十分警惕这个不良习惯,不要染上甚至固化了这一缺点,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谌贻璞教授说,“作为一名医生,要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克服这一点儿,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从问诊查体开始,就要细心慎重,全面客观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不可以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做医生一定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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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要‘临床’!”谌贻璞教授神情严肃地说,“某些临床医生虽然叫‘临床医生’,可是实际上很少亲临患者床边,近似一个‘幕后工作者’。仅仅根据辅助检查报告,看他人的病历记录,没有第一手材料就给患者做诊断治疗,这是十分危险的!”
谌教授认为,无论现在的化验检查、超声、CT及核磁共振检查多么地先进与高端,也取代不了医生直接面对患者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得到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前提。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主管医生也应经常到患者床边查看,亲自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以便及时、合理地调整治疗方案。他形象地比喻说:“医生给患者治疗就好像在走钢丝,要时时刻刻地‘纠偏’。只有经常到患者床边检查、观察,才可以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的蛛丝马迹,洞察出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危险,及时给予防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儿,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患者的真诚与爱心。”
“医学科研切勿‘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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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年频频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谌贻璞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对一些高年医生,我最想提出的建议就是切忌‘急功近利’!极端的‘急功近利’就会‘弄虚作假’,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医生,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循序渐进地做学问,实事求是地做人。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实实在在地坐在科学实验室的‘冷板凳’上。”
“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这是当前学术界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是学术造假的基础,非常可怕!”谌贻璞教授说,“我十分热爱我的职业,几十年来我从未休过假,我几乎将所有的放假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放长假7天,6天我都会在工作。每个晚上我都要看书。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枯燥无味,其实不然。当我从学习中领悟到原来没有领悟到的东西,并把它们应用到临床实际中,解决了别人未能解决的疾病问题时,自己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高兴,这就是我生活中乐趣无穷的源泉。”
谌教授说,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社会因素,物质诱惑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什么都讲求效率与效益,但是在科研领域,必须要尊重科学规律,遵循科学方法。科研工作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所以研究人员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坐在实验台前,有耐心、有爱心地从点点滴滴的试验做起。“无论外界有怎样的不良干扰,社会环境有多么复杂,每个人都应严格把握好自己的做人原则,尤其是做医生,一辈子要有医生的良心和素质,一辈子要有科研人员的良心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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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教授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导师王叔咸教授对他的教诲。他说:“我曾经在写实验报告时,爱用‘证明’这个词,王叔咸教授当即就指出,科研是十分严谨的工作,每证明一个结论,都必须经过大量反复的试验,自己所做的一个试验只能‘提示’某些东西,要说可以‘证明’什么,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从那时起,谌贻璞教授对待科研工作就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并把这种基本素质言传身教给了他的学生。
目前,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谌贻璞教授依然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对患者十分关心,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他都事必躬亲;他对青年学生也充满了爱护之情,经常手把手地教他们,凡受过他指导的学生,都能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爱和期望。大爱无声。谌教授在近40年的从医生涯中,用他那精湛的医学技术、仁爱的医者情怀和无私的师者精神,默默书写着他对患者、对学生、对医学事业的“大爱箴言”。
专家简介
谌贻璞,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曾留学美国及澳大利亚。长期致力于肾内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擅长原继发肾小球疾病、肾小管-间质疾病、肾血管疾病及急慢性肾衰竭的诊治。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及首都医学发展基金科研项目13项,曾参与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主编及参编国内外医学著作63部。获得各种科研奖项19次。1992年被评为卫生系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百拇医药(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