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忠镐院士:谱写当代医生的“启示录”(1)
他出生于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幼年时，他跟随父亲长期过着逃亡生活。他亲眼目睹了祖国人民被外国侵略者残害的场景，由此激发了他对侵略者无比的恨和对受难同胞无限的爱，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无尽渴望。这种爱与渴望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延续至今，依然促使他从不间断地奋斗在医疗战线的前沿。
他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在跟随多位开创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鼻祖”学习和工作中，在从未间断的勤学苦练和勤耕细作中，他开拓了中国医疗新领域，成长为中国血管外科奠基人，并跨学科创建了中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研究和治疗中心。他虽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可他一贯以“患者的主管医生”自居，以“解除患者痛苦”为最高使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汪忠镐院士。
记者在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汪忠镐院士。然而，这次采访却不同于往常的面对面访谈。汪忠镐院士穿上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带着记者查了整整一上午的住院病房，使记者亲身体验到了他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在“大血管病”和“胃食管反流病”近百张病床的两个大病区，他逐个向患者细心问诊、仔细查体，一一叮嘱年轻医生做好临床治疗管理。在几个小时的查房过程中，他没喝一口水，也没休息一分钟。查完房，73岁高龄的汪忠镐院士又匆匆更换行装，赶赴首都机场，乘中午的航班奔赴浙江，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
, 百拇医药
继承中国“协和”前辈的精髓
1956年至1961年，汪忠镐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做住院医师。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的，是我国外科学界泰斗级人物、我国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教授是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的指导老师。曾教授以他的真知灼见、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娴熟的英文表达技巧，对汪忠镐所写的文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文章，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和增补。大到医学问题，小到语法细节的错误，他都认真指导汪忠镐。曾教授的科学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汪忠镐铭刻在心，受益匪浅。
在手术台上，曾教授同样一丝不苟地对汪忠镐手把手地指导。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汪忠镐每次主刀做肠胃手术，曾教授都充当他的第一助手。在曾教授的指导下，汪忠镐定位于血管外科专业，还被特别推荐到美国深造。
, 百拇医药
在科学研究上，汪忠镐曾经在曾宪九教授的指导下，为提高胃癌的治疗效果，对治疗后的1250例胃癌患者进行多因素分析。他花费了近3年时间，成功随访了其中77%的患者，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与25年生存曲线的临床研究，其研究成果成为国人研究胃癌的基础性参考。
汪忠镐还师从过吴英恺和裘法祖等医学大家，他在由衷敬佩这些医学前辈的同时，也在恩师们的一言一行中，学到了高尚的医德、科学的思维、精妙的医术和客观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待每一位患者，汪忠镐都深思熟虑、穷究根本地诊治病情；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要分析透彻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而准确把握对患者的治疗策略。
伴随中国普通外科成长
年轻时的汪忠镐，除了在临床中问诊查体、观察思考，还总是在图书馆、病案室里，针对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寻找破解的线索，从而不断开阔思想，升华智慧。
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体内残留有弹片异物者为数不少，常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手术数小时仍不能取出异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汪忠镐触类旁通，他利用射击瞄准原理的“三点一线”法，在透视下将异物瞄准，从而设计出了异物摘出器。他利用异物摘出器曾在20分钟内为患者取出10余枚体内异物。
, 百拇医药
在做外科医生的第七个年头，汪忠镐接触到了至今仍是普通外科中难度最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即Whipple手术)。此手术术后因胰瘘所致的腹腔感染率很高，患者每天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医生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精力。为了弄清楚为何术后频繁出现如此严重的并发症，汪忠镐在图书馆和病案室里收集了当时Whipple术中胰管的4种处理方法，并仔细研究，但感到均欠满意。经过苦思冥想、反复捉摸，汪忠镐最终想出了将塑料管直接插入胰管后经30cm肠道后再引出腹腔的方法，成功地让患者于术后11天痊愈出院，明显减少了术后腹腔感染的并发症。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治疗方法，曾只有囊肿胆总管吻合术和曾宪九教授的囊肿与空肠间的Roux-en-Y吻合术。当汪忠镐遇到1例经6次手术治疗却直到尸检时才发现患者死于囊肿癌变时，内心深受触动，萌生了“囊肿应该切除”之念，并最终在国内首次提出且率先完成了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切除和Roux-en-Y重建。目前此法仍是治疗该病的标准术式。
汪忠镐在一次急诊中，见到一位剧烈腹痛、痛苦不堪的患者，后又出现明显的腹肌紧张。不幸的是，该患者在术中已见部分胃和全部小肠以及部分结肠坏死，失去了手术时机，可病因依然不明。此事强烈震撼了汪忠镐那颗要强的心，他立志要搞清此病的发病机制，随后查阅了大量文献，并结合一份老病历中的全部肠管变黑的照片，最终在国内首次揭开了缺血性肠坏死的谜团，提出了“肠系膜血管供血不全(mesenteric insufficiency)”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包括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的肠系膜血管无阻塞性肠梗死，最终将手术的死亡率从以往的90%降低到当时的11%。
, 百拇医药
“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汪忠镐主动报名到大西北“扎根”。临行前，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为“贫下中农”开设的“6·26病房”接受了锻炼。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各科的工作，甚至包括妇科和护士的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
有一次，汪忠镐对一位巨大甲状腺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治疗，手术虽困难，但完成得比较顺利。可是术后第三天，患者颈部切口流出稀薄脓液，在深部居然看到了食管瘘。经过全院会诊，仍无计可施。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来看，该名患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汪忠镐在冥思苦想后，灵感突现：用当时行锁骨下静脉插管的塑料管的一端，绷上一片橡皮薄膜，后端连接针头和注射器，在吸瘪状态下将导管头端插入食管瘘，充起球囊，略施持续牵引，有效地解决了来自食管的渗漏，再加上胃造瘘法解决了营养问题，患者的食管瘘和颈部感染伤口终于在1个月后愈合。这就是他的最早发明——自制球囊导管。此球囊导管继而应用于肠瘘、十二指肠残端瘘与膀胱瘘的治疗，均获得成功，并使救治率从36%提高至90%；后又在血管外科的栓子和血栓切除术中应用推广；用该法治疗腹主动脉骑跨栓时还避免了开腹，围手术死亡率从46%降至10%。
, 百拇医药
在大西北参加医疗队时，汪忠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为当地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工作中去。由于当时经济条件差，医疗资源欠缺，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汪忠镐记得，有两次手术时，患者都亟需输血，而且血型又正好与自己的相同，于是他就先把手术做完，然后再躺下来给患者献血。
汪忠镐在“6·26病房”和大西北期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贫病交加”。那时，连基本的医疗条件都不具备，他就用当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产用具，为患者想办法。看着那些在自己的治疗下痊愈的患者，汪忠镐觉得，自己医术的提高，就是在这种极端状态下被“逼迫”出来的。
奠基中国血管外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汪忠镐又主动报名到灾区救治伤员。在学生的帮助下，他一天内可完成40余例手术。1979年至1981年，汪忠镐到美国Duke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1981年回国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血管外科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中来。从临床诊治到基础研究、从流行病学调查到理论实践总结、从科研教学到学科建树……汪忠镐开始了国内血管外科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开创性工作。, 百拇医药(韩同伟)
他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在跟随多位开创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鼻祖”学习和工作中，在从未间断的勤学苦练和勤耕细作中，他开拓了中国医疗新领域，成长为中国血管外科奠基人，并跨学科创建了中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研究和治疗中心。他虽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可他一贯以“患者的主管医生”自居，以“解除患者痛苦”为最高使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汪忠镐院士。
记者在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汪忠镐院士。然而，这次采访却不同于往常的面对面访谈。汪忠镐院士穿上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带着记者查了整整一上午的住院病房，使记者亲身体验到了他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在“大血管病”和“胃食管反流病”近百张病床的两个大病区，他逐个向患者细心问诊、仔细查体，一一叮嘱年轻医生做好临床治疗管理。在几个小时的查房过程中，他没喝一口水，也没休息一分钟。查完房，73岁高龄的汪忠镐院士又匆匆更换行装，赶赴首都机场，乘中午的航班奔赴浙江，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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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中国“协和”前辈的精髓
1956年至1961年，汪忠镐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做住院医师。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的，是我国外科学界泰斗级人物、我国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教授是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的指导老师。曾教授以他的真知灼见、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娴熟的英文表达技巧，对汪忠镐所写的文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文章，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和增补。大到医学问题，小到语法细节的错误，他都认真指导汪忠镐。曾教授的科学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汪忠镐铭刻在心，受益匪浅。
在手术台上，曾教授同样一丝不苟地对汪忠镐手把手地指导。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汪忠镐每次主刀做肠胃手术，曾教授都充当他的第一助手。在曾教授的指导下，汪忠镐定位于血管外科专业，还被特别推荐到美国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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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上，汪忠镐曾经在曾宪九教授的指导下，为提高胃癌的治疗效果，对治疗后的1250例胃癌患者进行多因素分析。他花费了近3年时间，成功随访了其中77%的患者，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与25年生存曲线的临床研究，其研究成果成为国人研究胃癌的基础性参考。
汪忠镐还师从过吴英恺和裘法祖等医学大家，他在由衷敬佩这些医学前辈的同时，也在恩师们的一言一行中，学到了高尚的医德、科学的思维、精妙的医术和客观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待每一位患者，汪忠镐都深思熟虑、穷究根本地诊治病情；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要分析透彻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而准确把握对患者的治疗策略。
伴随中国普通外科成长
年轻时的汪忠镐，除了在临床中问诊查体、观察思考，还总是在图书馆、病案室里，针对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寻找破解的线索，从而不断开阔思想，升华智慧。
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体内残留有弹片异物者为数不少，常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手术数小时仍不能取出异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汪忠镐触类旁通，他利用射击瞄准原理的“三点一线”法，在透视下将异物瞄准，从而设计出了异物摘出器。他利用异物摘出器曾在20分钟内为患者取出10余枚体内异物。
, 百拇医药
在做外科医生的第七个年头，汪忠镐接触到了至今仍是普通外科中难度最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即Whipple手术)。此手术术后因胰瘘所致的腹腔感染率很高，患者每天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医生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精力。为了弄清楚为何术后频繁出现如此严重的并发症，汪忠镐在图书馆和病案室里收集了当时Whipple术中胰管的4种处理方法，并仔细研究，但感到均欠满意。经过苦思冥想、反复捉摸，汪忠镐最终想出了将塑料管直接插入胰管后经30cm肠道后再引出腹腔的方法，成功地让患者于术后11天痊愈出院，明显减少了术后腹腔感染的并发症。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治疗方法，曾只有囊肿胆总管吻合术和曾宪九教授的囊肿与空肠间的Roux-en-Y吻合术。当汪忠镐遇到1例经6次手术治疗却直到尸检时才发现患者死于囊肿癌变时，内心深受触动，萌生了“囊肿应该切除”之念，并最终在国内首次提出且率先完成了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切除和Roux-en-Y重建。目前此法仍是治疗该病的标准术式。
汪忠镐在一次急诊中，见到一位剧烈腹痛、痛苦不堪的患者，后又出现明显的腹肌紧张。不幸的是，该患者在术中已见部分胃和全部小肠以及部分结肠坏死，失去了手术时机，可病因依然不明。此事强烈震撼了汪忠镐那颗要强的心，他立志要搞清此病的发病机制，随后查阅了大量文献，并结合一份老病历中的全部肠管变黑的照片，最终在国内首次揭开了缺血性肠坏死的谜团，提出了“肠系膜血管供血不全(mesenteric insufficiency)”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包括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的肠系膜血管无阻塞性肠梗死，最终将手术的死亡率从以往的90%降低到当时的11%。
, 百拇医药
“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汪忠镐主动报名到大西北“扎根”。临行前，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为“贫下中农”开设的“6·26病房”接受了锻炼。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各科的工作，甚至包括妇科和护士的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
有一次，汪忠镐对一位巨大甲状腺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治疗，手术虽困难，但完成得比较顺利。可是术后第三天，患者颈部切口流出稀薄脓液，在深部居然看到了食管瘘。经过全院会诊，仍无计可施。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来看，该名患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汪忠镐在冥思苦想后，灵感突现：用当时行锁骨下静脉插管的塑料管的一端，绷上一片橡皮薄膜，后端连接针头和注射器，在吸瘪状态下将导管头端插入食管瘘，充起球囊，略施持续牵引，有效地解决了来自食管的渗漏，再加上胃造瘘法解决了营养问题，患者的食管瘘和颈部感染伤口终于在1个月后愈合。这就是他的最早发明——自制球囊导管。此球囊导管继而应用于肠瘘、十二指肠残端瘘与膀胱瘘的治疗，均获得成功，并使救治率从36%提高至90%；后又在血管外科的栓子和血栓切除术中应用推广；用该法治疗腹主动脉骑跨栓时还避免了开腹，围手术死亡率从46%降至10%。
, 百拇医药
在大西北参加医疗队时，汪忠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为当地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工作中去。由于当时经济条件差，医疗资源欠缺，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汪忠镐记得，有两次手术时，患者都亟需输血，而且血型又正好与自己的相同，于是他就先把手术做完，然后再躺下来给患者献血。
汪忠镐在“6·26病房”和大西北期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贫病交加”。那时，连基本的医疗条件都不具备，他就用当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产用具，为患者想办法。看着那些在自己的治疗下痊愈的患者，汪忠镐觉得，自己医术的提高，就是在这种极端状态下被“逼迫”出来的。
奠基中国血管外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汪忠镐又主动报名到灾区救治伤员。在学生的帮助下，他一天内可完成40余例手术。1979年至1981年，汪忠镐到美国Duke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1981年回国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血管外科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中来。从临床诊治到基础研究、从流行病学调查到理论实践总结、从科研教学到学科建树……汪忠镐开始了国内血管外科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开创性工作。, 百拇医药(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