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级专家”的大医本色(1)
记者走进王建昌教授的办公室时，他升任空军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职位才一个季度的时间。
一张国字型的“汉子脸”，浓眉、虎目，阔口、垂耳；言谈举止间，军人的刚性气质和医者的温润情怀，在王建昌院长的身上完美地融为一体，如同他刚毅强韧的男人性格和必须心细如发的职业要求。更令记者感慨的是，在采访中，身为新任院长的他，并没有像记者来时想象的那样，挥斥方遒地谈论他的“治院方略”，他将记者这方面的话题不止一次地岔开去，谈得最多的，是他的从医经历和感悟；而且，在提及这些内容时，他沉稳而又固执。
终于，记者在倾听的过程中想到了两个字：“本色”——医者的本色!
老年医学，教授院长的“老”话题
人常说“三句话不离本行”，看来这是真的。采访开始后，记者和王建昌院长寒暄了没几句话，他的话题就直接切入了其从事了20余年的“老年病学”研究领域。
, 百拇医药
在此之前记者了解到，现任空军总医院的王建昌院长，曾任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主任。他198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又于2002年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自学业修成至今，他一直致力于老年病学的研究，目前，仍担任着全军保健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空军级专家。
这是王建昌简略的从医履历。记者看王建昌院长一开口就谈起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专业，便顺延着他的话题问道：“很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当初您的研究方向怎么会选择了老年病学？”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专业和我的性格、甚至外貌，有点儿‘不搭界’？已经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王建昌爽朗地笑了笑，接着说：“我国有关老年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建国后不久的1955年，我国老年医学的先行者——卫生部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先生倡导开展老年医学研究，但直到1964年，我国才建立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室；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我们才由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联手成立了国家级老年医学研究所。而在国外，从1909年Nacher提出Geriatrices，即‘老年医学’这一学科概念之后，老年医学就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并伴随相关研究的发展，逐渐成为临床医学中一个新的、很成熟的分支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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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昌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我国老年病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之后，话题终于转到了自己身上：“1983年，我在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正值我国的老年病学研究发轫之时。当时我认为，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也就是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状况的有效调控，将来，我国必然集中出现一大批老龄人口；也就是说，我国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了。事实也证明，我国到了2006年年底，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达到1.49亿，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唯一国家。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已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1/5。另有统计说，我国1999年即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从此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这些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实都说明，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老年医学必将成为我国医学分支中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之一，而我国也必须加快老年病研究的步伐。换句话说，老年医学在我国医学学科中所占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那么，从事老年病学的研究，也肯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医学科研方向……当然，这并不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多么具有超前意识或者是多么聪明，我只是觉得，我当时对专业的选择，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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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王建昌教授说，他所谈的这些学科背景，实际上是个“老话题”了，但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往往越是老话题，就越是较为重要的话题，所以，他“老生常谈”的时候就很多。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自己太喜欢自己当初的选择了。“我至今都觉得很庆幸，当然，这20多年走过来，我也无怨无悔……”他说。
学科发展，病房主任的“老”担子
既然认定了自己的选择是“无怨无悔”的，王建昌就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老年病学以及与老年病学科相关的边缘学科的研究当中。20余年来，他在我国较早开展了血液流变学检测和相关研究工作；率先开展了年龄与Casson粘度和屈服值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对血液流特性的认识，合成了首个RGD肽类似物RGDPe，寻找到活性较高的肽类血小板聚集抑制剂，并阐明了其抗血小板聚集的具体机制。
同时，由于自己的职业要求，王建昌教授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飞行人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干预研究。完成了2000例飞行人员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的检测与干预，建立了预防干预数据库，设立了专病门诊，建立了心脑血管病干预实验室，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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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影响军事飞行的重大临床问题防治技术及飞行适应性评价研究。就影响军事飞行的视力、腰椎间盘突出、心血管疾病等重大临床问题进行诊疗方式方法选择和飞行适应性评估研究，构建军事飞行人员实施诊疗新技术准入流程和评价方法，为实现军事飞行人员疾病诊疗和医学鉴定从“经验模式”向“科学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自然要服务于自己的本质工作。但众所周知，老年病有与其他疾病相比，其特殊的“三性”：即“脆弱性、特殊性和高危性”。在接受采访时，王建昌教授说：“老年人的特点决定了老年病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多是一人身上几个病都有，用药以后药物反应大，在疾病的诊断上十分复杂。在抢救急危重症老年患者时，通常会由一个器官衰竭发展为多个器官衰竭，病情变化很快。”为此，当年王建昌教授接过来空军总医院老干部病房主任的担子时，总感觉肩上沉甸甸的。
王建昌教授介绍说：“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同时又是空军老年医学研究所，住院病人年龄在65岁以上的就占90%，收治的绝大部分都是首长和老干部。这对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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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鉴于王建昌教授当时意识到的科室实际情况，他带领医务人员，把过去“统收统治”患者的南楼病房分出专科，将病人按照主要病症“分病区分专科”住院。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医生治疗、护士护理的针对性。同时，他还制定了科学严密的诊疗流程和诊疗规范，开辟了多条专门的抢救“绿色通道”。
这是一次“因势制宜”的改革。
很多复杂的问题，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往往就能通过一些看似正常的调控措施而得以化解。当年，王建昌教授针对空军总医院老干部病房的现实情况所采取的“分病区分专科”措施，即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调控”。不久之后，其新措施的“优势效应”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优势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入院患者的满意度上，还体现在科学管理模式下，空军总医院老年病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担任老干部病房主任期间，王建昌教授带领同事，瞄准老年医学发展前沿，引进老年医学先进的保健理念，不仅按照专业对医院老年医学科进行了分区管理，大大提升了老年医学人才培养和服务保障水平，还成立了空军老年医学研究所，使空军总医院的老年医学学科整体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他的同事们都众口一词地说：在此期间，“他带领医院老年医学学科实现了快速发展”。
大医旷远，空军专家的“老”性情, http://www.100md.com(刘志学 艾素)
一张国字型的“汉子脸”，浓眉、虎目，阔口、垂耳；言谈举止间，军人的刚性气质和医者的温润情怀，在王建昌院长的身上完美地融为一体，如同他刚毅强韧的男人性格和必须心细如发的职业要求。更令记者感慨的是，在采访中，身为新任院长的他，并没有像记者来时想象的那样，挥斥方遒地谈论他的“治院方略”，他将记者这方面的话题不止一次地岔开去，谈得最多的，是他的从医经历和感悟；而且，在提及这些内容时，他沉稳而又固执。
终于，记者在倾听的过程中想到了两个字：“本色”——医者的本色!
老年医学，教授院长的“老”话题
人常说“三句话不离本行”，看来这是真的。采访开始后，记者和王建昌院长寒暄了没几句话，他的话题就直接切入了其从事了20余年的“老年病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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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记者了解到，现任空军总医院的王建昌院长，曾任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主任。他198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又于2002年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自学业修成至今，他一直致力于老年病学的研究，目前，仍担任着全军保健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空军级专家。
这是王建昌简略的从医履历。记者看王建昌院长一开口就谈起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专业，便顺延着他的话题问道：“很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当初您的研究方向怎么会选择了老年病学？”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专业和我的性格、甚至外貌，有点儿‘不搭界’？已经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王建昌爽朗地笑了笑，接着说：“我国有关老年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建国后不久的1955年，我国老年医学的先行者——卫生部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先生倡导开展老年医学研究，但直到1964年，我国才建立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室；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我们才由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联手成立了国家级老年医学研究所。而在国外，从1909年Nacher提出Geriatrices，即‘老年医学’这一学科概念之后，老年医学就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并伴随相关研究的发展，逐渐成为临床医学中一个新的、很成熟的分支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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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昌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我国老年病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之后，话题终于转到了自己身上：“1983年，我在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正值我国的老年病学研究发轫之时。当时我认为，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也就是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状况的有效调控，将来，我国必然集中出现一大批老龄人口；也就是说，我国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了。事实也证明，我国到了2006年年底，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达到1.49亿，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唯一国家。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已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1/5。另有统计说，我国1999年即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从此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这些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实都说明，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改变，老年医学必将成为我国医学分支中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之一，而我国也必须加快老年病研究的步伐。换句话说，老年医学在我国医学学科中所占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那么，从事老年病学的研究，也肯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医学科研方向……当然，这并不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多么具有超前意识或者是多么聪明，我只是觉得，我当时对专业的选择，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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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王建昌教授说，他所谈的这些学科背景，实际上是个“老话题”了，但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往往越是老话题，就越是较为重要的话题，所以，他“老生常谈”的时候就很多。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自己太喜欢自己当初的选择了。“我至今都觉得很庆幸，当然，这20多年走过来，我也无怨无悔……”他说。
学科发展，病房主任的“老”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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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自己的职业要求，王建昌教授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飞行人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干预研究。完成了2000例飞行人员心脑血管危险因素的检测与干预，建立了预防干预数据库，设立了专病门诊，建立了心脑血管病干预实验室，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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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自然要服务于自己的本质工作。但众所周知，老年病有与其他疾病相比，其特殊的“三性”：即“脆弱性、特殊性和高危性”。在接受采访时，王建昌教授说：“老年人的特点决定了老年病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多是一人身上几个病都有，用药以后药物反应大，在疾病的诊断上十分复杂。在抢救急危重症老年患者时，通常会由一个器官衰竭发展为多个器官衰竭，病情变化很快。”为此，当年王建昌教授接过来空军总医院老干部病房主任的担子时，总感觉肩上沉甸甸的。
王建昌教授介绍说：“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同时又是空军老年医学研究所，住院病人年龄在65岁以上的就占90%，收治的绝大部分都是首长和老干部。这对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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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鉴于王建昌教授当时意识到的科室实际情况，他带领医务人员，把过去“统收统治”患者的南楼病房分出专科，将病人按照主要病症“分病区分专科”住院。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医生治疗、护士护理的针对性。同时，他还制定了科学严密的诊疗流程和诊疗规范，开辟了多条专门的抢救“绿色通道”。
这是一次“因势制宜”的改革。
很多复杂的问题，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往往就能通过一些看似正常的调控措施而得以化解。当年，王建昌教授针对空军总医院老干部病房的现实情况所采取的“分病区分专科”措施，即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调控”。不久之后，其新措施的“优势效应”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优势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入院患者的满意度上，还体现在科学管理模式下，空军总医院老年病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担任老干部病房主任期间，王建昌教授带领同事，瞄准老年医学发展前沿，引进老年医学先进的保健理念，不仅按照专业对医院老年医学科进行了分区管理，大大提升了老年医学人才培养和服务保障水平，还成立了空军老年医学研究所，使空军总医院的老年医学学科整体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他的同事们都众口一词地说：在此期间，“他带领医院老年医学学科实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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