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肿瘤高发现状，必须强化“全民预防”和早诊(2)
其次，我们还要重视高危人群筛查，并提高预测、早诊水平。众所周知，肿瘤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风险人群应进行队列、社区、高发现场的定期监测和筛查，提高肿瘤的早诊率。只有早期预测、监测，才能早期预防、阻断；只有早期发现，才能彻底治愈。在这方面，加拿大早就专门设立了“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构建癌症筛查的研究和评估网络，定期出版监测报告，积极推进了肿瘤二级预防工作。建议我国也应加强肿瘤的咨询和预测， 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定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和实用的常见恶性肿瘤筛查方案，共同推进常见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同时，还应改革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医疗保障体制对高危人群的覆盖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够方便、免费、或低价地进行肿瘤筛查。
第三，我们还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加强转化应用。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因为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调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最后，我们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推动全民肿瘤防控。在这方面，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在肿瘤防控知识的社会普及，政策的规划和建议，措施的组织运行和指导监督，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癌症学会1980年就出版了《癌症早期发现指南》，近年来不断加以修订和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力图使全社会充分认识早期发现对降低肿瘤死亡率的作用。我国肿瘤预防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肿瘤防治机构并没有完成所在地的癌症筛查、评估和监测工作，更没有切实开展全社会防控肿瘤的科普宣传。当然，科普宣传是全社会的任务，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在建立、健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的职能管理体系的同时，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癌症中心、科研院所、医学院共同承担科普宣传任务，使广大民众懂得肿瘤可以预防，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保护生态环境，与医护人员共同应对肿瘤挑战。
科研：发现早期肝癌分子标志物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王红阳院士不仅是文职将军、还是我国最年轻的女院士之一，而作为我国著名的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王红阳院士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信号转导有重要建树。
王红阳早在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不久，即远赴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在著名国际肿瘤研究大师和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指导下，开始生物信号转导研究。
对此王红阳院士介绍说：“所谓生物信号，就是基因的表达、介质与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如同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及时捕捉并理解破译这种信号，对人类认识各种疾病的发病规律十分重要。”
在当时，她决定从基因入手，弄清肿瘤的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并先后克隆了受体型和非受体型酪氨酸磷酸酶等多个新基因，揭示了信号调节蛋白介导生长激素信号途径的重要意义。
在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就后，王红阳院士于1997年回国创办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综合治疗病区，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基地。她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并获得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她曾经克隆了4个新的肝癌相关基因并阐明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调控肝癌的异常信号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新的磷酸酶3种，提出新的酶分类法；发现了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与同行合作提出新的抑制性受体调控机制在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
而在此前不久，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国际合作信号转导研究中心王红阳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经10余年研究、1000多例临床实验发现，人体内一种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为检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标志物。而且，该研究已获得了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并进入诊断试剂研发应用阶段。
对此消息，业内人士普遍乐观地认为，这一发现将能够大幅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一发现能够广泛推广应用于临床的话，那么，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不仅具有巨大的学科价值，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借此机会，记者希望王红阳教授能详细地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相关情况。对此，王红阳教授首先对记者“科普”道：“我们知道，肝癌是恶性程度极高、异质性极强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两种，人们日常说的肝癌指的多是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最新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60万，半数以上在中国。原发性肝癌按细胞分型可分为肝细胞型肝癌、胆管细胞型肝癌及混合型肝癌。以往的医学研究认为，肝癌的自然病程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早期亚临床阶段。即由发病到亚临床诊断成立，这要通过验血给予诊断。二是亚临床期。即由亚临床诊断成立至病患者有症状出现这个阶段。三是中期。即由症状体征出现至有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阶段。四是晚期。指出现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至死亡。”
王红阳院士继续阐述说：“和其他恶性肿瘤一样，肝癌的最佳治疗时期无疑也是发病的早期阶段，因此尽早诊断对肝癌的治疗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部分肝癌患者只要肝癌初始，他们血清中的甲胎蛋白就已经开始升高。目前，甲胎蛋白作为唯一一个应用最广的血清学标志物，在肝癌的诊断和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早期肝癌的检出率并不令人满意。” (詹洪春 刘志学)
第三，我们还要快速发展适于监测、早诊的新技术，加强转化应用。在我国推进创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势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发现和筛出一系列具有应用潜能的肿瘤检测标志物和新技术。国家相关部委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辟绿色通道，精简中间步骤，加快审批进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长期滞留在实验室或耽搁在谈判桌上，尽快推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档案，推进信息化管理。因为目前国内肿瘤发病与死亡登记报告大都基于大医院，再用其他渠道数据加以补充更正。随着社区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城镇化进程，建议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并为居民建立体检保健档案和电子病历，逐步使肿瘤流调数据、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更加准确详实，实现实时动态的全国联网监测与报告体系。
最后，我们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推动全民肿瘤防控。在这方面，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在肿瘤防控知识的社会普及，政策的规划和建议，措施的组织运行和指导监督，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癌症学会1980年就出版了《癌症早期发现指南》，近年来不断加以修订和对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力图使全社会充分认识早期发现对降低肿瘤死亡率的作用。我国肿瘤预防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肿瘤防治机构并没有完成所在地的癌症筛查、评估和监测工作，更没有切实开展全社会防控肿瘤的科普宣传。当然，科普宣传是全社会的任务，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在建立、健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的职能管理体系的同时，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癌症中心、科研院所、医学院共同承担科普宣传任务，使广大民众懂得肿瘤可以预防，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保护生态环境，与医护人员共同应对肿瘤挑战。
科研：发现早期肝癌分子标志物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王红阳院士不仅是文职将军、还是我国最年轻的女院士之一，而作为我国著名的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王红阳院士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信号转导有重要建树。
王红阳早在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不久，即远赴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在著名国际肿瘤研究大师和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指导下，开始生物信号转导研究。
对此王红阳院士介绍说：“所谓生物信号，就是基因的表达、介质与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如同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及时捕捉并理解破译这种信号，对人类认识各种疾病的发病规律十分重要。”
在当时，她决定从基因入手，弄清肿瘤的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并先后克隆了受体型和非受体型酪氨酸磷酸酶等多个新基因，揭示了信号调节蛋白介导生长激素信号途径的重要意义。
在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就后，王红阳院士于1997年回国创办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综合治疗病区，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基地。她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并获得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她曾经克隆了4个新的肝癌相关基因并阐明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调控肝癌的异常信号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新的磷酸酶3种，提出新的酶分类法；发现了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与同行合作提出新的抑制性受体调控机制在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
而在此前不久，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国际合作信号转导研究中心王红阳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经10余年研究、1000多例临床实验发现，人体内一种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为检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标志物。而且，该研究已获得了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并进入诊断试剂研发应用阶段。
对此消息，业内人士普遍乐观地认为，这一发现将能够大幅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一发现能够广泛推广应用于临床的话，那么，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不仅具有巨大的学科价值，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借此机会，记者希望王红阳教授能详细地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相关情况。对此，王红阳教授首先对记者“科普”道：“我们知道，肝癌是恶性程度极高、异质性极强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两种，人们日常说的肝癌指的多是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最新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60万，半数以上在中国。原发性肝癌按细胞分型可分为肝细胞型肝癌、胆管细胞型肝癌及混合型肝癌。以往的医学研究认为，肝癌的自然病程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早期亚临床阶段。即由发病到亚临床诊断成立，这要通过验血给予诊断。二是亚临床期。即由亚临床诊断成立至病患者有症状出现这个阶段。三是中期。即由症状体征出现至有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阶段。四是晚期。指出现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至死亡。”
王红阳院士继续阐述说：“和其他恶性肿瘤一样，肝癌的最佳治疗时期无疑也是发病的早期阶段，因此尽早诊断对肝癌的治疗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部分肝癌患者只要肝癌初始，他们血清中的甲胎蛋白就已经开始升高。目前，甲胎蛋白作为唯一一个应用最广的血清学标志物，在肝癌的诊断和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早期肝癌的检出率并不令人满意。” (詹洪春 刘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