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肿瘤高发现状，必须强化“全民预防”和早诊(1)
据记者了解，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职业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的影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死于恶性肿瘤的病例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预计到2030年，将有1300万人死于癌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教授，在“两会”上提出了关于“改变我国肿瘤高发现状，必须更加关注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建议。
另据记者了解，此前不久，由王红阳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的研究和1000多例临床实验发现，人体内一种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为检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标志物。而且，目前这项研究已进入诊断试剂研发应用阶段。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消息，将有望大幅度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面对来势汹汹的恶性肿瘤发病状况，“预防”以及“早期诊断”，无疑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因此，3月6日，本刊“两会”特派记者赶至全国政协委员驻地之一的铁道大厦，就癌症的预防及早期诊断方面的话题，独家专访了王红阳院士。
现状：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采访一开始，王红阳院士就向记者介绍了我国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现状。她首先回顾说：“自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恶性肿瘤逐渐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据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了2009年，我国的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就有285.91人的概率，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王红阳院士进一步介绍说：“在各类恶性肿瘤中，我国的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已经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2009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0.54人的概率，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我国民众因肿瘤死亡的几率高达13%，也就是说，每7人至8人当中就会有1人因癌症死亡。而恶性肿瘤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
谈到这里，王红阳院士感慨地说：“触目惊心的一组组数据，已经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许多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一些民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目前我国的肿瘤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短板：“重治轻防”的现状亟待改变
在采访中，王红阳院士提及了我国恶性肿瘤的防治现状。她介绍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相当的和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方面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这使国外专家多有质疑。”
王红阳院士继续介绍说：“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已经逐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的现状，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全面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其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仅有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较少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约占40%，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率却比较低。因此，‘重治轻防’一直是我国恶性肿瘤预防和早期诊断的‘短板’。”
谈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癌症的早期预防干预问题，王红阳院士介绍说：“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即确认了包括吸烟、饮酒、空气污染、HPV感染等在内的9种肿瘤危险因素，并提出近40%的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改变或避免主要的危险因素而实现预防的。而且，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肿瘤预防的概念；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肿瘤预防工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肿瘤病因和肿瘤预防及干预手段的研究成果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台湾地区自1984年实施大范围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计划以来，几乎所有的HBV垂直传播均已得到控制；预期到2040年，与乙肝和丙肝相关的肝癌将成为少见疾病。但在我国大多数地区，恶性肿瘤防治工作仍是‘重治轻防’，肿瘤预防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且是个癌症大国的实际情况，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来看，开展肿瘤预防是我国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呼吁：五项建议旨在尽快改变现状
基于我国恶性肿瘤高发以及防控方面的诸多问题，王红阳院士认为：“已经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注射疫苗等，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从加强肿瘤预防的角度提出五条建议，以尽快改变我国癌症高发的现状。”
接着，王红阳院士详细介绍说，首先，我们应加强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完成发病率基线调查。因为“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但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专业人员少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够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被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把失访的病人漏算，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加强基线调查既要求政府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制度法规，以保证规范化的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 (詹洪春 刘志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教授，在“两会”上提出了关于“改变我国肿瘤高发现状，必须更加关注肿瘤的全民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建议。
另据记者了解，此前不久，由王红阳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的研究和1000多例临床实验发现，人体内一种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为检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标志物。而且，目前这项研究已进入诊断试剂研发应用阶段。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消息，将有望大幅度提高肝癌诊断的正确率。面对来势汹汹的恶性肿瘤发病状况，“预防”以及“早期诊断”，无疑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因此，3月6日，本刊“两会”特派记者赶至全国政协委员驻地之一的铁道大厦，就癌症的预防及早期诊断方面的话题，独家专访了王红阳院士。
现状：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采访一开始，王红阳院士就向记者介绍了我国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现状。她首先回顾说：“自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恶性肿瘤逐渐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许多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据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了2009年，我国的肿瘤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就有285.91人的概率，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王红阳院士进一步介绍说：“在各类恶性肿瘤中，我国的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肝癌、甲状腺癌等肿瘤的高发年龄段均在提前，已经呈现出了年轻化的发病趋势。2009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全国肿瘤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0.54人的概率，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病例高达270万例。我国民众因肿瘤死亡的几率高达13%，也就是说，每7人至8人当中就会有1人因癌症死亡。而恶性肿瘤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仅为20%至30%!”
谈到这里，王红阳院士感慨地说：“触目惊心的一组组数据，已经让老百姓谈癌色变，也常让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在消耗了大量卫生资源的情况下，许多恶性肿瘤不仅难以治愈，还使一些民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目前我国的肿瘤防控形势极不乐观。”
短板：“重治轻防”的现状亟待改变
在采访中，王红阳院士提及了我国恶性肿瘤的防治现状。她介绍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关注大众健康，重视肿瘤研究和治疗，提出防控战略计划，并有相当的和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肿瘤的终末期治疗方面消耗的卫生资源，大大超过肿瘤的预防和预测，而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病基线确定和预防肿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我国各类肿瘤发病数据的报告也时常有不统一、不准确的现象，这使国外专家多有质疑。”
王红阳院士继续介绍说：“近年来，‘降低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必须注重肿瘤的预防和早诊’的观点，已经逐渐被认同，但是如何纠正‘重治轻防’的现状，有效推进肿瘤预防，使之成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8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我国全面开展了一项针对53万适龄女性的乳腺癌普查。其普查结果显示，通过普查检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达40.5%，但在同时期医院门诊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肿瘤仅有17%。防癌普查和筛查明显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检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随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经费和技术所限，其他多种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的大规模筛查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也较少有相应的队列研究。一份调查表明，同是肝癌多发的日本，其诊断筛查出的早期肝癌约占40%，而我国治疗肝癌的主要单位早诊率却比较低。因此，‘重治轻防’一直是我国恶性肿瘤预防和早期诊断的‘短板’。”
谈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癌症的早期预防干预问题，王红阳院士介绍说：“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即确认了包括吸烟、饮酒、空气污染、HPV感染等在内的9种肿瘤危险因素，并提出近40%的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改变或避免主要的危险因素而实现预防的。而且，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肿瘤预防的概念；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肿瘤预防工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肿瘤病因和肿瘤预防及干预手段的研究成果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台湾地区自1984年实施大范围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计划以来，几乎所有的HBV垂直传播均已得到控制；预期到2040年，与乙肝和丙肝相关的肝癌将成为少见疾病。但在我国大多数地区，恶性肿瘤防治工作仍是‘重治轻防’，肿瘤预防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着眼于我国肿瘤高发、且是个癌症大国的实际情况，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来看，开展肿瘤预防是我国控制肿瘤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呼吁：五项建议旨在尽快改变现状
基于我国恶性肿瘤高发以及防控方面的诸多问题，王红阳院士认为：“已经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注射疫苗等，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从加强肿瘤预防的角度提出五条建议，以尽快改变我国癌症高发的现状。”
接着，王红阳院士详细介绍说，首先，我们应加强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完成发病率基线调查。因为“癌情监测”是防治工作的基础，是制定规划、评估防治措施与效果、引领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据，既造福于当代人，也惠及子孙后代，必须予以加强。但目前这项工作在我国还相当薄弱，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稳定和专业人员少等诸多问题。由于肿瘤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训练有素的稳定研究队伍，我国正规和/或不正规发布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够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大量未登记病例被遗漏；生存期的随访调查往往把失访的病人漏算，造成来自不同人群的数据误差很大；某些地区利益也影响真实数据的获得与发布……因此，加强基线调查既要求政府有稳定的专门资金投入，又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制度法规，以保证规范化的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 (詹洪春 刘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