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医患关系，国家应给医师专设褒扬制度(1)
依然是那张敦厚和善的面孔，依然是那种爽朗豁达的性格，依然是那些直率坦荡的语言。尽管已经不止一次在全国“两会”上邂逅，但记者再次见到高春芳将军时，仍被他身上特有的军人与学者相交融的独特气质所感染，之后便迅速“追问”他在今年的“两会”上，又准备了哪些提案和建议。
落座后，刚刚寒暄了没几句，高春芳将军的话语便直奔主题：“今年，我重点关注的是医患和谐问题。在我准备的4份提案中，都与这个话题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但其中我最重视的，是医疗队伍的巩固建设。我第一份提案的主题就是建议国家专门设立‘医生褒扬制度’……”
之后，采访便围绕着与此相关的话题展开了……
医师职业特有的“四性”不容忽视
“近年来，虽然国家十分重视医患关系建设，通过成立省、市、县三级专项整治小组，部分医疗单位建立警务室等多种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医疗纠纷、暴力伤医的血案仍频频发生，使医务人员曾经引为自豪的救死扶伤的事业，如履薄冰；使医生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从事着治病救人的工作。因此，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就可以让那些为了人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医务人员的正能量，得以弘扬……”
高春芳将军以军人和学者的率直与慎密性格，一开口便直奔主题。接着，他详细阐述了之所以建议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的现实背景。
高春芳认为，建议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的根本目的，源于目前医师职业所处的高风险性，更源于该职业的神圣性与“医师之殇”的现实情况相悖的社会现状。
首先，医师职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医学的专业性决定了医师权利的独立性，每一个诊疗方案均是经过科学的论证和长期的临床积累得来的，非医学界是难以干预的。所以，医师的救助措施与人的一生息息相关，任何职业都无法替代。医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曾经忠告过，“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能不近仙者不能为医”，这句名言通俗易懂地说明了从事医学职业的人必须是德才兼备，才可担当“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重任。为此，绝大多数医师都把职业道德贯穿到“治病救人”之中，竭尽全力地去当好患者的 “守护神”。
其次，医师职业具有其自身的崇高性。医生岗位是平凡的，但又是崇高的。在这个行业内，曾经涌现出过许多健康守护英雄。比如，有着“人民医学家”称号的妇产科林巧稚教授，把一生都献给了她热爱的事业；“医生楷模”张孝骞教授，其手到病除的高超医术在患者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已逾90高龄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至今仍然忙碌在手术台上；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教授，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曾经为各民族患者实施胆囊手术近6万例……这些随口就能举出很多的事例，只是整个医师队伍的典型，还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在默默地守护患者的生命健康。
第三，医生职业还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如果一个临床医师每天治疗5例患者，按其从医30年计算，则将完成5.5万例患者的治疗；那么，这一“生产力”的保护和修复，不仅直接惠及5.5万个家庭，给大约16至28万人带来幸福，还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与医生职业形成了自然而然的依附关系。
第四，医师职业“潜伏”的高风险性。当我们的社会遇到特大、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雪灾，或者重大社会公共突发事件如矿难、烈急性传染病、群体中毒、国际维和、疾病救助等特殊情况时，医师队伍和军队一样，历来都是冲在第一线、不计代价地奔赴“生死线”，完成职业赋予的神圣救助任务的。比如“98抗洪”，汶川、玉树、雅安的抗震救灾，非典、禽流感的无私救助，都将白衣天使的无私无畏精神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即使在平时的工作中，医师也是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央视“走基层”报道过许多坚守在医师岗位的“好医生”、“最美医生”；而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早上7点到病房，检查所有术前病人的准备情况，上午8点半进手术间，连续三四台手术，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晚上8点又要开始晚间查房，之后还要写病历、写论文、搞科研，每天回家都接近半夜12点了。所以，我们的医师都在超负荷工作，英年早逝者不计其数。这一高风险职业的特殊性，也需要从法律层面上给予确认，以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
医患对立的尖锐性
是“医之殇”的主因
高春芳将军认为，尽管医师这一职业有着上述所说的“特殊性”、“崇高性”、“依附性”和“高风险性”，但是，我们最不能忽视的，是目前社会上的医患矛盾所呈现的高度“尖锐性”。
对此问题，高春芳将军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关系应该是和谐健康的。但现实却事与愿违，这令人遗憾和痛心!而且，近些年来，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仍未能缓解，医患关系总体仍不容乐观，杀医、伤医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
高春芳神色沉重地接着说：“据我了解，2013年媒体报道恶性伤医事件达30起，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恶性事件。今年2月18日，又发生了保定易县医生惨遭割喉的恶性事件……”
对此问题，高春芳将军逐一解析说：“本应唇齿相依的医患关系，为什么会令人痛心地发生这么多悲剧呢？究其原因，一是现有医疗制度的缺陷，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不足，药品购销环节复杂，使医院成为患者对社会不满的宣泄窗口；二是由于医师的工资与技术价值不对等，致使少数医师的不良行为污染了医师队伍，成为社会的把柄；三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对诊疗结果的期望值逐步增高，片面存在‘住进医院就得治好病’的主观心态；四是舆论一边倒，媒体记者一般缺少医学知识，或者对医学理解的过于片面，不能客观报道，或者没有了解事实的真相就肆意报道，最终结果使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被‘妖魔化’，客观上对加剧医患关系的对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是现行的法律法规把医疗行为完全引向‘平等、等价、有偿’的纯民事法律的偏颇，导致司法和卫生行政部门不能真正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 (刘志学)
落座后，刚刚寒暄了没几句，高春芳将军的话语便直奔主题：“今年，我重点关注的是医患和谐问题。在我准备的4份提案中，都与这个话题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但其中我最重视的，是医疗队伍的巩固建设。我第一份提案的主题就是建议国家专门设立‘医生褒扬制度’……”
之后，采访便围绕着与此相关的话题展开了……
医师职业特有的“四性”不容忽视
“近年来，虽然国家十分重视医患关系建设，通过成立省、市、县三级专项整治小组，部分医疗单位建立警务室等多种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医疗纠纷、暴力伤医的血案仍频频发生，使医务人员曾经引为自豪的救死扶伤的事业，如履薄冰；使医生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从事着治病救人的工作。因此，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就可以让那些为了人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医务人员的正能量，得以弘扬……”
高春芳将军以军人和学者的率直与慎密性格，一开口便直奔主题。接着，他详细阐述了之所以建议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的现实背景。
高春芳认为，建议国家设立“医师褒扬制度”的根本目的，源于目前医师职业所处的高风险性，更源于该职业的神圣性与“医师之殇”的现实情况相悖的社会现状。
首先，医师职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医学的专业性决定了医师权利的独立性，每一个诊疗方案均是经过科学的论证和长期的临床积累得来的，非医学界是难以干预的。所以，医师的救助措施与人的一生息息相关，任何职业都无法替代。医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曾经忠告过，“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能不近仙者不能为医”，这句名言通俗易懂地说明了从事医学职业的人必须是德才兼备，才可担当“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重任。为此，绝大多数医师都把职业道德贯穿到“治病救人”之中，竭尽全力地去当好患者的 “守护神”。
其次，医师职业具有其自身的崇高性。医生岗位是平凡的，但又是崇高的。在这个行业内，曾经涌现出过许多健康守护英雄。比如，有着“人民医学家”称号的妇产科林巧稚教授，把一生都献给了她热爱的事业；“医生楷模”张孝骞教授，其手到病除的高超医术在患者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已逾90高龄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至今仍然忙碌在手术台上；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教授，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曾经为各民族患者实施胆囊手术近6万例……这些随口就能举出很多的事例，只是整个医师队伍的典型，还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在默默地守护患者的生命健康。
第三，医生职业还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如果一个临床医师每天治疗5例患者，按其从医30年计算，则将完成5.5万例患者的治疗；那么，这一“生产力”的保护和修复，不仅直接惠及5.5万个家庭，给大约16至28万人带来幸福，还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与医生职业形成了自然而然的依附关系。
第四，医师职业“潜伏”的高风险性。当我们的社会遇到特大、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雪灾，或者重大社会公共突发事件如矿难、烈急性传染病、群体中毒、国际维和、疾病救助等特殊情况时，医师队伍和军队一样，历来都是冲在第一线、不计代价地奔赴“生死线”，完成职业赋予的神圣救助任务的。比如“98抗洪”，汶川、玉树、雅安的抗震救灾，非典、禽流感的无私救助，都将白衣天使的无私无畏精神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即使在平时的工作中，医师也是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央视“走基层”报道过许多坚守在医师岗位的“好医生”、“最美医生”；而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早上7点到病房，检查所有术前病人的准备情况，上午8点半进手术间，连续三四台手术，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晚上8点又要开始晚间查房，之后还要写病历、写论文、搞科研，每天回家都接近半夜12点了。所以，我们的医师都在超负荷工作，英年早逝者不计其数。这一高风险职业的特殊性，也需要从法律层面上给予确认，以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
医患对立的尖锐性
是“医之殇”的主因
高春芳将军认为，尽管医师这一职业有着上述所说的“特殊性”、“崇高性”、“依附性”和“高风险性”，但是，我们最不能忽视的，是目前社会上的医患矛盾所呈现的高度“尖锐性”。
对此问题，高春芳将军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关系应该是和谐健康的。但现实却事与愿违，这令人遗憾和痛心!而且，近些年来，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仍未能缓解，医患关系总体仍不容乐观，杀医、伤医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
高春芳神色沉重地接着说：“据我了解，2013年媒体报道恶性伤医事件达30起，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恶性事件。今年2月18日，又发生了保定易县医生惨遭割喉的恶性事件……”
对此问题，高春芳将军逐一解析说：“本应唇齿相依的医患关系，为什么会令人痛心地发生这么多悲剧呢？究其原因，一是现有医疗制度的缺陷，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不足，药品购销环节复杂，使医院成为患者对社会不满的宣泄窗口；二是由于医师的工资与技术价值不对等，致使少数医师的不良行为污染了医师队伍，成为社会的把柄；三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对诊疗结果的期望值逐步增高，片面存在‘住进医院就得治好病’的主观心态；四是舆论一边倒，媒体记者一般缺少医学知识，或者对医学理解的过于片面，不能客观报道，或者没有了解事实的真相就肆意报道，最终结果使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被‘妖魔化’，客观上对加剧医患关系的对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是现行的法律法规把医疗行为完全引向‘平等、等价、有偿’的纯民事法律的偏颇，导致司法和卫生行政部门不能真正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 (刘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