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在“B超神探”的火眼金睛下现形(1)
在北京儿童医院，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如果需要做B超检查的话，很多父母往往在门诊对大夫提要求：“我的孩子想做‘贾立群B超’，您给开张单子呗。”
不知从何时起，“贾立群B超”成了坊间传言的一种“特殊的检查仪器”，“贾立群”和“B超”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成了一名医生的“个人品牌”。患儿家长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似乎就是一架天平——一端是患者的信赖、另一端是贾立群的医术医德。这架“天平”称出的，却是一位医学影像和放射学专家在患者心中的分量。
然而，熟悉贾立群主任的人都知道，36年前，他却曾因接连四次“无心插柳”的“命运逆转”，无意中进入这个学术领域的；但36年后，他却在这个岗位上，淬练出了一双探查疾病的“火眼金睛”……
四度出乎意料，“误入”学科空白地带
1974年7月份之前，贾立群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汽车连的一名知识青年。他先在汽车连烧锅炉，后来才真正当上了汽车司机。6年的知青生活，他在连队里的表现获得了首长的赞赏，于是，就在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本职工作时，连长把他喊去，递给了他一张表格——那年推荐上大学的比例在知青中只有2%，贾立群成为了那“2%”的幸运者，因为连长说：“你的表现最好。”
这是贾立群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次“出乎意料”。事先他对此毫不知情，确信连长不是在“忽悠”他时，贾立群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表格，在志愿栏中填上了“华东工学院无线电系”，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不久录取通知书来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当时，贾立群有点儿沮丧。学医，是此前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所以，他说这是他人生之路上的第二次“出乎意料”。
接连两次“无心插柳”的命运安排，把贾立群推进了医学学术殿堂，而且还是儿科系。一个大老爷们儿，学儿科？贾立群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儿来，但到学校报到入学后，他很快就被神奇的医学知识吸引住了，全身心地投入了各医学基础学科的学习当中……
1977年，贾立群完成了学业。之后，包括他在内的20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然而，人生之路上的第三次“出乎意料”跟脚而至——他学的是儿科，却被分到了放射科!去报到时，看着门口“放射科”三个大黑字，贾立群的脑子仍云里雾里地像在半空悬着。
到放射科上班后不久，有一天科里通知贾立群去查房，他到了病房后顿时惊呆了——一位戴着眼镜、清瘦而慈祥的老人正等候在那里，居然是他最崇敬的老院长——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人称“儿科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诸福棠教授!年近八旬的老院长，居然亲自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这太让贾立群震惊和感动了。
贾立群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和几名年轻学生跟在诸福棠教授后面，老人家一边亲切地询问孩子的病情，一边查看检验结果，还不时地转过身去，考察贾立群他们对X光片上病变的判断。贾立群回忆说，他第一次跟着老院长查房时，脑子里反复回旋着在学校读书时听到的一则轶事：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诸福棠教授带着一帮年轻医生查房时，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身边那些戴着口罩的医生说：“请摘下你的口罩，别让它遮住你的微笑。”也就是从那时起，贾立群内心升腾起了做一名好儿科医生的希冀……
到了1988年，儿童医院装备了第一台B超机，贾立群再度“出乎意料”地被抽调到外院去参加B超培训，继而开始组建B超室。B超和放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而且，当时在国内儿科B超还是一个“空白地带”。在那之前，他甚至连B超机什么样儿都不知道。这意味着，面对那台“宝贝机器”，他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
两名孪生姐妹，发现“中国独例恶瘤”
孩子，是祖国和家庭未来的希望，我们常把他们比喻为“花朵”，往往能够触动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慈爱和怜悯。在刚刚进入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贾立群不但从诸福棠老院长等前辈们身上看到了面对患儿时的那种慈爱和怜悯，更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了他们对工作的一丝不苟，还让贾立群懂得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儿童医院里的每一个岗位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孩子，做什么工作都是应该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贾立群很快领悟到在医学院入学时宣誓的誓词所承载的内涵。尽管B超室的工作听起来不起眼，其实对准确诊断和治疗疾病起着非常重要辅助作用，做一名B超医生，就更不能辜负家长们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了。此后，贾立群很快进入了B超医师的角色，而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然而，孩子的内脏器官不同于成人，加上检查时患儿还往往会大哭大闹，所以诊断起来难度很大，但贾立群说，他为了“对付孩子”和充实知识，“下的功夫太大了”。而且，为了给孩子看病，很多孩子的父母千里迢迢来到首都，为了挂号，有时就在医院门口整夜坚守，他们把儿童医院当成拯救生命、重振家庭一切希望的圣殿。因此，为了保证急症患儿的抢救，他承诺24小时随叫随到。为了这个承诺，贾立群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转眼到了1990年年初，有一天，从河北省转来了一名才两个月大的女婴，因为他们排队排在最后，等轮到给孩子做B超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孩子的一家人都来陪护了，女婴的爷爷试探着问：“大夫，早就该下班了，您也该吃饭了吧？”贾立群微笑着说：“您是最后一个，吃饭不差这一会儿，把孩子抱进来吧。”
在那时，贾立群根本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加的这个班，“加”出了一项儿科医学新发现!
刚刚两个月大的女婴重度肝肿大，脑袋往后背着，十分痛苦。听孩子的家长说，他们曾在当地医院做过CT，又去过几家医院复诊，均被认为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经过治疗仍不见好转。
贾立群听完家长的大致介绍，便开始为孩子做细心检查。探头在孩子幼小的躯体上反反复复地轻轻划过，贾立群的眉头也渐渐皱了起来——他清楚地看到孩子的肝脏上布满了转移灶，这是一种很不好的B超显示结果! (刘志学 侯晓菊)
不知从何时起，“贾立群B超”成了坊间传言的一种“特殊的检查仪器”，“贾立群”和“B超”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成了一名医生的“个人品牌”。患儿家长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似乎就是一架天平——一端是患者的信赖、另一端是贾立群的医术医德。这架“天平”称出的，却是一位医学影像和放射学专家在患者心中的分量。
然而，熟悉贾立群主任的人都知道，36年前，他却曾因接连四次“无心插柳”的“命运逆转”，无意中进入这个学术领域的；但36年后，他却在这个岗位上，淬练出了一双探查疾病的“火眼金睛”……
四度出乎意料，“误入”学科空白地带
1974年7月份之前，贾立群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汽车连的一名知识青年。他先在汽车连烧锅炉，后来才真正当上了汽车司机。6年的知青生活，他在连队里的表现获得了首长的赞赏，于是，就在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本职工作时，连长把他喊去，递给了他一张表格——那年推荐上大学的比例在知青中只有2%，贾立群成为了那“2%”的幸运者，因为连长说：“你的表现最好。”
这是贾立群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次“出乎意料”。事先他对此毫不知情，确信连长不是在“忽悠”他时，贾立群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表格，在志愿栏中填上了“华东工学院无线电系”，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不久录取通知书来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当时，贾立群有点儿沮丧。学医，是此前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所以，他说这是他人生之路上的第二次“出乎意料”。
接连两次“无心插柳”的命运安排，把贾立群推进了医学学术殿堂，而且还是儿科系。一个大老爷们儿，学儿科？贾立群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儿来，但到学校报到入学后，他很快就被神奇的医学知识吸引住了，全身心地投入了各医学基础学科的学习当中……
1977年，贾立群完成了学业。之后，包括他在内的20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然而，人生之路上的第三次“出乎意料”跟脚而至——他学的是儿科，却被分到了放射科!去报到时，看着门口“放射科”三个大黑字，贾立群的脑子仍云里雾里地像在半空悬着。
到放射科上班后不久，有一天科里通知贾立群去查房，他到了病房后顿时惊呆了——一位戴着眼镜、清瘦而慈祥的老人正等候在那里，居然是他最崇敬的老院长——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人称“儿科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诸福棠教授!年近八旬的老院长，居然亲自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这太让贾立群震惊和感动了。
贾立群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和几名年轻学生跟在诸福棠教授后面，老人家一边亲切地询问孩子的病情，一边查看检验结果，还不时地转过身去，考察贾立群他们对X光片上病变的判断。贾立群回忆说，他第一次跟着老院长查房时，脑子里反复回旋着在学校读书时听到的一则轶事：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诸福棠教授带着一帮年轻医生查房时，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身边那些戴着口罩的医生说：“请摘下你的口罩，别让它遮住你的微笑。”也就是从那时起，贾立群内心升腾起了做一名好儿科医生的希冀……
到了1988年，儿童医院装备了第一台B超机，贾立群再度“出乎意料”地被抽调到外院去参加B超培训，继而开始组建B超室。B超和放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而且，当时在国内儿科B超还是一个“空白地带”。在那之前，他甚至连B超机什么样儿都不知道。这意味着，面对那台“宝贝机器”，他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
两名孪生姐妹，发现“中国独例恶瘤”
孩子，是祖国和家庭未来的希望，我们常把他们比喻为“花朵”，往往能够触动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慈爱和怜悯。在刚刚进入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贾立群不但从诸福棠老院长等前辈们身上看到了面对患儿时的那种慈爱和怜悯，更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了他们对工作的一丝不苟，还让贾立群懂得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儿童医院里的每一个岗位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孩子，做什么工作都是应该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贾立群很快领悟到在医学院入学时宣誓的誓词所承载的内涵。尽管B超室的工作听起来不起眼，其实对准确诊断和治疗疾病起着非常重要辅助作用，做一名B超医生，就更不能辜负家长们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了。此后，贾立群很快进入了B超医师的角色，而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然而，孩子的内脏器官不同于成人，加上检查时患儿还往往会大哭大闹，所以诊断起来难度很大，但贾立群说，他为了“对付孩子”和充实知识，“下的功夫太大了”。而且，为了给孩子看病，很多孩子的父母千里迢迢来到首都，为了挂号，有时就在医院门口整夜坚守，他们把儿童医院当成拯救生命、重振家庭一切希望的圣殿。因此，为了保证急症患儿的抢救，他承诺24小时随叫随到。为了这个承诺，贾立群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转眼到了1990年年初，有一天，从河北省转来了一名才两个月大的女婴，因为他们排队排在最后，等轮到给孩子做B超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孩子的一家人都来陪护了，女婴的爷爷试探着问：“大夫，早就该下班了，您也该吃饭了吧？”贾立群微笑着说：“您是最后一个，吃饭不差这一会儿，把孩子抱进来吧。”
在那时，贾立群根本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加的这个班，“加”出了一项儿科医学新发现!
刚刚两个月大的女婴重度肝肿大，脑袋往后背着，十分痛苦。听孩子的家长说，他们曾在当地医院做过CT，又去过几家医院复诊，均被认为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经过治疗仍不见好转。
贾立群听完家长的大致介绍，便开始为孩子做细心检查。探头在孩子幼小的躯体上反反复复地轻轻划过，贾立群的眉头也渐渐皱了起来——他清楚地看到孩子的肝脏上布满了转移灶，这是一种很不好的B超显示结果! (刘志学 侯晓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