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十年来，各年份新出台国家层面政策文件数量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图2)。从出台政策文件来看，每年新出台的国家层面政策文件数量平均在5份左右，其中前期的2012年为6份，2015年达到峰值12份，其后的2017年为7份。2012年和2017年分别为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召开之年，2015年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收关之年。因此，可以看出：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关键时间节点与国家层面医改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由此不难理解上述年份国家层面推出的医改相关政策相对较多。

    从例年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来看(图3)，无论哪个年份，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均占有较大比例，表明为医改营造良好环境是我国医改政策的重点内容。环境面政策工具占比在新医改前期不断增加，后期基本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可能是新医改前期的目标规划类文件较多，因此环境面政策工具占比增加；而后国家通过法规管制、税费金融支持手段等不断完善医改环境，使政策逐步得到贯彻实施，因而环境面政策工具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供给面政策工具占比在新医改的前4年使用较多，之后略有下降并保持相对稳定水平，可能与新医改推行前期无论是人力、物力和财力均需要投入较多有关，至后期则下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需求面政策工具所占比例总体呈现逐渐增长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