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使馆为我出面，请求李鸿章接受我的采访，他答复公使馆，次日即可接见。正当我们准备按时赴约时，一封信送到了我们面前，这封信是李鸿章的秘书起草的，说很抱歉，李鸿章发烧了，今天只好爽约了。一位中国政要在欧洲军队进入北京这一天感觉“发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几天之后，就重新约了见面时间。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葛尔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

    见了面，李鸿章先问了些我个人的情况，他用拐杖指着我，问道：德国哪里的人啊？来中国多久了？都去过什么地方？在胶州待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欧洲啊？

    然后他停了下来，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话题转过来，我说：“《法兰克福报》派我来北京，因为报社预感到会出现严重的态势，而眼下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对中国完全不了解，无法解释整个危机的来龙去脉。您若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我将非常高兴。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鸿章迟疑了一刹那，我就冲口而出：“是那些年轻官员的过错。年纪大、有经验的官员被年轻官员排挤了，而这些年轻官员没有任何处理国事的实际经验，就这样发展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经过这次危机，这些年轻官员被清除了。”

    “如果这个突发的转折能够带来这样的结果——老人仍然回到其原职，那就太好了。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看看吧，在国家如此困难的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