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您呢？”“还没呢。”“没吃回家吃去。”
这段对话被国人在嘴边嚼了无数个来回，还是像昨天刚在街头听到过一样亲切、家常，好像一出门，就要和趿着拖鞋从四合院那边过来的邻居小二来上一段似的。
与“你好”“你早”相比，这样的问候既人性化，又生动，背后是一幅煤球炉子慢腾腾顶起开水壶盖、旁边高高垛着冬储大白菜的民间图景。那是一个专门经营口舌的年代，一切蓄势待发。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永远在抨击今天的肉味。那时，味精的使用还控制在捏几粒的程度，鸡精尚未开发，方便面还是未知词汇，薯片之类膨化食品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味霸”集体一面世，等于“味域”中诞生了高音C，人们的“味阀”升高，再吃什么其他的东西都觉得够不着那个调了。
真正的滋味克星就是滋味本身。“味阀”的升级如同盖楼，楼越盖越高，最后压垮了根基。舌“所能承受之鲜”有限，传说中上帝造人时恩准的食物是“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核的果子”，无肉。而那些走兽和飞鸟更慘，只赐了青草(《创世纪》)。古人嚼菜根，喝白粥，自甘其淡，这其中有要命的道理。
后代也许会纳闷，到处是蓬勃的减肥热潮，这边刚一吃完，那边就拼命在跑步机上消耗，祖先那会儿竟然见面就劝吃，大大地不可思议。
未来的对话会升级成另一个版本。胖嫂和胖叔相向走来，一侧身，准备让对方过去，这时对话开始：“吃了吗？”“吃了。您呢？”“还没呢。”“没吃回家也千万别吃，忍住啊!”
真是沧海桑田，时代巨变。高楼大厦算什么，计算机更新换代算什么，真正的变革就是这般润物无声。这意味着整个社会轰轰烈烈地跨过了小康，正在向小康之后隆隆挺进。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吃了吗”这样的招呼语不独独是大陆的专利，台湾竟也有，这是我亲耳捕捉到的。
话说有个台湾朋友来京，见面寒暄吃饭一切按照严肃的路数进行，直到有一天，彼此越来越熟悉，他与我见面的招呼语竟然变成：“吃饱了吗？”
那一刻我几乎有点眼湿，亲人啊，骨肉啊!
虽然乐在心里，但还是有点警觉，道理简单，人家多了个“饱”字。不过，不管是吃着的，还是饱着的，终究都是一个藤上的瓜。
那个中国胃，才是龙的传人的根本老窝。如果一出生就改变食物结构，心的箭头立刻改向——美国的“香蕉人”就是绝好的证据。
话说起来很糙，但态度比较诚恳。思乡跟小时候舌接触的食物有关，而舌的背后则是“蛋白酶”。换句话说，就是豆浆油条馄饨这类特定食物把炎黄子孙紧紧地拴在了一条根上，让他们即使漂流到鲁滨孙的荒岛或坐进凡尔赛宫，仍会不断产生着渴望消化这些食物的胃液。
这是实话。我“洋插”那会儿，不管周围同胞如何大谈长城、颐和园、王府井，都不觉得过瘾，唯独用最普通的白盘子端出几十只热饺子，立刻眼眶湿润，心中投降。那是母亲最常有的动作，那是我从小到大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受控于它的“蛋白酶”。无论吃多少意大利面和奶酪，只要一个饺子，就像电脑程序一样，一颗心立刻被驱动起来。当年梁实秋回到北平，不进家门，先杀到致美斋一口气要三个爆肚(盐爆、油爆、汤爆)，解了口舌之欲，再拜双亲。其实，吃完那頓饭，“蛋白酶”得到深度安慰，他的怀乡之情已抒了大半。
我一直深切喜欢的一本书……不是《红楼梦》，是《水浒传》。1997年，我在深度缺少故乡“蛋白酶”安慰的异域结识了那一洼神水里的天罡地煞，散失在各个角落的草莽之气一时尽数找回。后来成了心病，只要书架上一不见此书，立刻心神不宁。大概祖上在我们共同的“蛋白酶”中加了兴风作浪的“酵母”，日后须经常在那种被雪漫漫压着的天气约三两知己把盏喝透，才觉畅快。后来在金庸笔下又找回些感觉，一时可以算是人在江湖(如今江湖又在哪儿)。
“蛋白酶”靠什么满足？靠舌。六根中，舌是实实在在的“首长”——只有它才“说”了算。舌面虽小，却像一个袖珍的摩洛哥，不同位置感受到的味道全然不同。品甜最好用舌尖，吃苦则要靠舌根，中间那一片是“海”，主咸。一粒糖精，放在舌尖发甜，放在舌根上则发苦，味都无定，何况人生。
比较其他几根，舌比较生猛。尤其是中国人的舌头，从小到大，虽然尺寸有限，但几乎都在餐桌上经历过无数次历练。
法国人讨伐中国人吃狗，几乎视同吃人，我每每喊冤——哪有此事，自己未曾吃，更未曾见过。回国那天下了飞机一路急切打量久违的街景，近乡情怯，心头鹿撞，真是既忐忑又兴奋。郭林、天外天、豆花庄倏忽从窗外闪过，埋在心底的“蛋白酶”渐渐开始活动手脚。及至家门，忽见一匾横空出世，曰“花江狗肉”。以为是自己看方块字的眼生了，眨眼再看，依然如是。好一会儿怔忪，觉得有点对不住法国人。不过相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这已不知进化了多少。
曾见过的最安详的舌，是在五台山。一尼托粗瓷钵，吃烧煳的米饭。我走近小声问：“这能吃么？”她一脸的满足，笑曰：“吃饱就好，吃饱就好，不贪味的。”回家的火车上，我数小时望着窗外一语不发，心被那碗煳饭填得满满，回来好久好久不饿。, 百拇医药(张洪)
这段对话被国人在嘴边嚼了无数个来回，还是像昨天刚在街头听到过一样亲切、家常，好像一出门，就要和趿着拖鞋从四合院那边过来的邻居小二来上一段似的。
与“你好”“你早”相比，这样的问候既人性化，又生动，背后是一幅煤球炉子慢腾腾顶起开水壶盖、旁边高高垛着冬储大白菜的民间图景。那是一个专门经营口舌的年代，一切蓄势待发。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永远在抨击今天的肉味。那时，味精的使用还控制在捏几粒的程度，鸡精尚未开发，方便面还是未知词汇，薯片之类膨化食品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味霸”集体一面世，等于“味域”中诞生了高音C，人们的“味阀”升高，再吃什么其他的东西都觉得够不着那个调了。
真正的滋味克星就是滋味本身。“味阀”的升级如同盖楼，楼越盖越高，最后压垮了根基。舌“所能承受之鲜”有限，传说中上帝造人时恩准的食物是“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核的果子”，无肉。而那些走兽和飞鸟更慘，只赐了青草(《创世纪》)。古人嚼菜根，喝白粥，自甘其淡，这其中有要命的道理。
后代也许会纳闷，到处是蓬勃的减肥热潮，这边刚一吃完，那边就拼命在跑步机上消耗，祖先那会儿竟然见面就劝吃，大大地不可思议。
未来的对话会升级成另一个版本。胖嫂和胖叔相向走来，一侧身，准备让对方过去，这时对话开始：“吃了吗？”“吃了。您呢？”“还没呢。”“没吃回家也千万别吃，忍住啊!”
真是沧海桑田，时代巨变。高楼大厦算什么，计算机更新换代算什么，真正的变革就是这般润物无声。这意味着整个社会轰轰烈烈地跨过了小康，正在向小康之后隆隆挺进。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吃了吗”这样的招呼语不独独是大陆的专利，台湾竟也有，这是我亲耳捕捉到的。
话说有个台湾朋友来京，见面寒暄吃饭一切按照严肃的路数进行，直到有一天，彼此越来越熟悉，他与我见面的招呼语竟然变成：“吃饱了吗？”
那一刻我几乎有点眼湿，亲人啊，骨肉啊!
虽然乐在心里，但还是有点警觉，道理简单，人家多了个“饱”字。不过，不管是吃着的，还是饱着的，终究都是一个藤上的瓜。
那个中国胃，才是龙的传人的根本老窝。如果一出生就改变食物结构，心的箭头立刻改向——美国的“香蕉人”就是绝好的证据。
话说起来很糙，但态度比较诚恳。思乡跟小时候舌接触的食物有关，而舌的背后则是“蛋白酶”。换句话说，就是豆浆油条馄饨这类特定食物把炎黄子孙紧紧地拴在了一条根上，让他们即使漂流到鲁滨孙的荒岛或坐进凡尔赛宫，仍会不断产生着渴望消化这些食物的胃液。
这是实话。我“洋插”那会儿，不管周围同胞如何大谈长城、颐和园、王府井，都不觉得过瘾，唯独用最普通的白盘子端出几十只热饺子，立刻眼眶湿润，心中投降。那是母亲最常有的动作，那是我从小到大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受控于它的“蛋白酶”。无论吃多少意大利面和奶酪，只要一个饺子，就像电脑程序一样，一颗心立刻被驱动起来。当年梁实秋回到北平，不进家门，先杀到致美斋一口气要三个爆肚(盐爆、油爆、汤爆)，解了口舌之欲，再拜双亲。其实，吃完那頓饭，“蛋白酶”得到深度安慰，他的怀乡之情已抒了大半。
我一直深切喜欢的一本书……不是《红楼梦》，是《水浒传》。1997年，我在深度缺少故乡“蛋白酶”安慰的异域结识了那一洼神水里的天罡地煞，散失在各个角落的草莽之气一时尽数找回。后来成了心病，只要书架上一不见此书，立刻心神不宁。大概祖上在我们共同的“蛋白酶”中加了兴风作浪的“酵母”，日后须经常在那种被雪漫漫压着的天气约三两知己把盏喝透，才觉畅快。后来在金庸笔下又找回些感觉，一时可以算是人在江湖(如今江湖又在哪儿)。
“蛋白酶”靠什么满足？靠舌。六根中，舌是实实在在的“首长”——只有它才“说”了算。舌面虽小，却像一个袖珍的摩洛哥，不同位置感受到的味道全然不同。品甜最好用舌尖，吃苦则要靠舌根，中间那一片是“海”，主咸。一粒糖精，放在舌尖发甜，放在舌根上则发苦，味都无定，何况人生。
比较其他几根，舌比较生猛。尤其是中国人的舌头，从小到大，虽然尺寸有限，但几乎都在餐桌上经历过无数次历练。
法国人讨伐中国人吃狗，几乎视同吃人，我每每喊冤——哪有此事，自己未曾吃，更未曾见过。回国那天下了飞机一路急切打量久违的街景，近乡情怯，心头鹿撞，真是既忐忑又兴奋。郭林、天外天、豆花庄倏忽从窗外闪过，埋在心底的“蛋白酶”渐渐开始活动手脚。及至家门，忽见一匾横空出世，曰“花江狗肉”。以为是自己看方块字的眼生了，眨眼再看，依然如是。好一会儿怔忪，觉得有点对不住法国人。不过相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这已不知进化了多少。
曾见过的最安详的舌，是在五台山。一尼托粗瓷钵，吃烧煳的米饭。我走近小声问：“这能吃么？”她一脸的满足，笑曰：“吃饱就好，吃饱就好，不贪味的。”回家的火车上，我数小时望着窗外一语不发，心被那碗煳饭填得满满，回来好久好久不饿。, 百拇医药(张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