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来源于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机构的经验教训层出不穷，这其中只有少数是与证据有关的。另外一些经验教训涉及管理、沟通、委托、政治及对证据评估的地方 “实践模式”的坚持。这并不奇怪。世界范围内的HTA机构拥有不同的赞助者和组织结构，且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体系和财政环境中。

    二、欧洲与美国HTA的对比

    在应用HTA为决定卫生政策提供信息支持方面，欧洲一般比美国的接纳程度要高，虽然这一点是肯定的，但HTA在欧洲也一直存在争议，其在各洲的接纳程序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在更集权化、卫生保健系统由政府资助并管理的欧洲，构建公共HTA机构的想法更为适用。

    欧洲人已经表现出了对HTA的高度敏感性，欧盟委员会高水平卫生服务与医疗保健组(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s High Level Group on Health Services and Medical Care)在2004年11月指出，“HTA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优先事项，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可持续的HTA欧洲网络体系”[1]。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作为可持续的欧洲HTA网络的设想EUnetHTA产生了，它负责通报政策决定，加强各国的公共HTA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各国卫生部之间的联系，实现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决定支持[1]。它拥有60多个成员[包括各国家和地区的HTA机构、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如Cochrane协作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它反映的是政府视角下的HTA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国家中，EUnetHTA及其成员均不是真正的政府雇员)。

    在欧洲，不同机构进行HTA的实际操作也不相同[2-4]。例如与其它机构相比，一些机构的评估过程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其它不同还体现在HTA如何设定优先权，允许利益相关者提供输入数据的程度，评估结果如何被告之，HTA机构如何与国家补偿机构互相影响，以及评估机构究竟如何利用决策分析模型及成本-效果分析，等等。举例而言，荷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和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比欧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更乐于使用每QALY的成本阈值。即使在众多使用成本-效果分析的国家里，当地专家对于一些特定的方法学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荷兰的成本-效果分析中计入了摩擦成本)[5]。

    美国的传统及美国的卫生保健环境使得其HTA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趋势[6]。尽管目前出现了经济危机，但跨国研究的结果依然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