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尹等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分子水平对肾阳虚证本质进行研究始，中医学的“证”开始了通过现代医学手段探寻物质基础的道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医成为中医科研的一个主要研究方法，对中医证的规范化和客观化也提上日程，对于“证”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结合了现代科学的色彩。如申维玺教授^[3]认为证的发病学机理是由于细胞因子网络紊乱所导致的，并提出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而其发病机理是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的结果。中医学科学研究对于“证”的客观物质基础的探寻是一种中医客观化的努力，也是一种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相互联系的尝试。中医学的理念天生不以数理逻辑作为研究自然人体的方式，《素问·阴阳离合论》曰：“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意象思维是中医学临床诊病的根本手段，无论是藏象、气血还是风、寒、暑、湿、燥、火，都是意象思维的产物，这种模式具有形象化的特点，恰与现代医学的数理化思维模式相向去远。中医学的“证”是人体病理状态的反应，“证”的整体性、模糊性、动态性、差异性、复杂性的特点，又使得中医“证”通过现代实验室检查所得到的单一理化指标缺乏足够的特异性。如何将中医理论客观量化一直是中医与现代医学结合的一个巨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