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心主神明”理论探讨情绪调节与红细胞调控水平相关的方法探析(1)
摘要中医学理论认为“心主神明”“神明”和“血脉”作为心所主功能的2个重要方面，临床上存在“用”和“体”的辨证关系，现代临床研究也发现不同血液红细胞水平人群可能在情绪调节方面表现差异。因此，选取不同血液红细胞水平被试者，利用现代心理学情绪诱发实验技术及情绪量表研究方法观察被试者试验前后情绪变化特点，进一步探讨情绪变化与红细胞调控水平的关联性，是揭示中医“心主神明”理论科学内涵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心主神明;血脉;五脏;情绪调节;红细胞水平;视频诱发实验;量表
中图分类号：R223.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9.01.048
中医藏象理论认为“心主神明”“神明”“血脉”皆由心所主。临床上“血液”的充足程度是“神明”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现代临床研究[23]发现，红细胞调控水平与人体情绪调节密切相关，不同红细胞调控水平人群在面对相同的情绪刺激时可能表现出差异。因此，将现代心理学对情绪研究实验方法与红细胞调控机制研究相结合，探讨其相关性，是揭示中医“心主神明”科学内涵的重要思路。
1中医“心主神明”理论
“心主神明”是中医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中的“神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明”指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外在表现，狭义的“神明”是指人的情志、精神及思维活动等，二者皆由“心”所主，故情志活动是“心神”重要体现。
1.1情志与五脏情志是“七情”与“五志”的合称，是中医学对情绪活动的特有认识方式。中医学认为，情志乃是五脏在“心神”主导下产生的气化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医门法律》亦提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活动及内心体验都是在“心神”主导之下进行的。
1.2“血脉”与“情志”的体用观中医学理论认为，“血脉”与“情志”密切相关，“血脉”是人体“情志”活动正常运行的重要物质基础，二者存在“体”和“用”的辨證关系。从《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对此多有论述。《灵枢·本神》曰：“心藏脉，脉舍神”“肝藏血、血舍魂”;《素问·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平人绝谷》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论述的“百合病”是一种以情志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后世多认为“阴血亏虚，血行不畅”是其基本病机，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血脉”和“情志”的体用观。
1.3养血安神法为临床情志疾病常用治法临床上血虚失养，则见心情抑郁、情绪低落、厌恶所事、易惊善恐、多疑甚则精神恍惚、寝食不安等与血虚及心神失养相关的情志变化，当今中医临床养血安神法为情志疾病常用治法。如郭蓉娟等[1]探讨用疏肝泻火、养血安神法治疗焦虑症的临床疗效，选择气郁化火型广泛性焦虑症患者60例，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采用具有疏肝泻火、养血安神作用的静心安神汤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黛力新治疗，疗程均为4周，结果显示2组患者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而得出结论：疏肝泻火、养血安神法是治疗广泛性焦虑的有效方法之一。
临床医家研究血虚患者红细胞、血红蛋白及情绪的关系，如张少崇等[2]探讨中医气虚、血虚证候变化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的相关性。选择209例健康体检者，采用证素辨证的方法，并检测红细胞、血红蛋白等指标，结果显示：气虚证素与血虚证素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气虚证素、血虚证素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也存在相关性(P<0.05);血虚证素不同程度之间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闫小华等[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抑郁症患者110例(其中单相42例，双相68例)和健康人120名的红细胞COMT的活性浓度。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的红细胞COMT活性浓度降低，提示抑郁症发病机制可能与血浆红细胞中COMT活性浓度降低相关。
上述研究证实了不同血液红细胞水平人群可能在情绪调节方面表现出差异，从临床实证角度反映了“血脉”和“神明”的辨证关系。但是，对有关人体情绪与红细胞调控的相关机制研究仍十分缺乏，特别是生理状态下红细胞水平与情绪调节的个人差异性研究未见报道。
2现代关于“情绪”的研究
情绪，是机体对外界刺激的主观和有意识的体验及感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19世纪末William James将情绪研究带入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殿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特别是身心疾病发病率的日益增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绪”逐渐成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和进步，研究“情绪”的宏微观机制正在变成可能，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4]。
2.1情绪的量表研究人的情绪有正、负两方面，负性情绪往往对人体疾病进程有较大影响。抑郁作为临床常见负性情绪代表广受临床医师关注，临床较为常用的抑郁量表主要有汉密顿抑郁量表、Beck抑郁问卷、自评抑郁量表、Carroll抑郁量表等，其中自评抑郁量表和汉密顿抑郁量表应用最为普遍。焦虑也是患者的常见负性情绪之一，评价焦虑主要有汉密顿焦虑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贝克焦虑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等，其中汉密顿焦虑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是比较经典的焦虑测量工具。有时临床为了鉴别焦虑和抑郁，可以采用焦虑和抑郁量表联合使用的方法[5]。
近年来，国内的心理学者将国际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并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也初步编制了一些相关的情绪评定量表，进行了信效度评价。如胡艳侠等[6]应用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A、南米得狄斯特大学Waton·D和Clark·L·A共同编制了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用于评定非肺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与老年肺癌患者的正、负性情绪。王培席团队[7]使用负性情绪评定量表，其中包括抑郁、焦虑、外向性激惹和内向性激惹4个因子，重点评定脑卒中住院患者的负性情绪[8]，应用良好。, http://www.100md.com(扈新刚 王雪 杨丽 韦昱 赵燕)
关键词心主神明;血脉;五脏;情绪调节;红细胞水平;视频诱发实验;量表
中图分类号：R223.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9.01.048
中医藏象理论认为“心主神明”“神明”“血脉”皆由心所主。临床上“血液”的充足程度是“神明”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现代临床研究[23]发现，红细胞调控水平与人体情绪调节密切相关，不同红细胞调控水平人群在面对相同的情绪刺激时可能表现出差异。因此，将现代心理学对情绪研究实验方法与红细胞调控机制研究相结合，探讨其相关性，是揭示中医“心主神明”科学内涵的重要思路。
1中医“心主神明”理论
“心主神明”是中医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中的“神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明”指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外在表现，狭义的“神明”是指人的情志、精神及思维活动等，二者皆由“心”所主，故情志活动是“心神”重要体现。
1.1情志与五脏情志是“七情”与“五志”的合称，是中医学对情绪活动的特有认识方式。中医学认为，情志乃是五脏在“心神”主导下产生的气化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医门法律》亦提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活动及内心体验都是在“心神”主导之下进行的。
1.2“血脉”与“情志”的体用观中医学理论认为，“血脉”与“情志”密切相关，“血脉”是人体“情志”活动正常运行的重要物质基础，二者存在“体”和“用”的辨證关系。从《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对此多有论述。《灵枢·本神》曰：“心藏脉，脉舍神”“肝藏血、血舍魂”;《素问·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平人绝谷》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论述的“百合病”是一种以情志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后世多认为“阴血亏虚，血行不畅”是其基本病机，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血脉”和“情志”的体用观。
1.3养血安神法为临床情志疾病常用治法临床上血虚失养，则见心情抑郁、情绪低落、厌恶所事、易惊善恐、多疑甚则精神恍惚、寝食不安等与血虚及心神失养相关的情志变化，当今中医临床养血安神法为情志疾病常用治法。如郭蓉娟等[1]探讨用疏肝泻火、养血安神法治疗焦虑症的临床疗效，选择气郁化火型广泛性焦虑症患者60例，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采用具有疏肝泻火、养血安神作用的静心安神汤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黛力新治疗，疗程均为4周，结果显示2组患者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而得出结论：疏肝泻火、养血安神法是治疗广泛性焦虑的有效方法之一。
临床医家研究血虚患者红细胞、血红蛋白及情绪的关系，如张少崇等[2]探讨中医气虚、血虚证候变化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的相关性。选择209例健康体检者，采用证素辨证的方法，并检测红细胞、血红蛋白等指标，结果显示：气虚证素与血虚证素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气虚证素、血虚证素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也存在相关性(P<0.05);血虚证素不同程度之间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闫小华等[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抑郁症患者110例(其中单相42例，双相68例)和健康人120名的红细胞COMT的活性浓度。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的红细胞COMT活性浓度降低，提示抑郁症发病机制可能与血浆红细胞中COMT活性浓度降低相关。
上述研究证实了不同血液红细胞水平人群可能在情绪调节方面表现出差异，从临床实证角度反映了“血脉”和“神明”的辨证关系。但是，对有关人体情绪与红细胞调控的相关机制研究仍十分缺乏，特别是生理状态下红细胞水平与情绪调节的个人差异性研究未见报道。
2现代关于“情绪”的研究
情绪，是机体对外界刺激的主观和有意识的体验及感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19世纪末William James将情绪研究带入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殿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特别是身心疾病发病率的日益增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绪”逐渐成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和进步，研究“情绪”的宏微观机制正在变成可能，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4]。
2.1情绪的量表研究人的情绪有正、负两方面，负性情绪往往对人体疾病进程有较大影响。抑郁作为临床常见负性情绪代表广受临床医师关注，临床较为常用的抑郁量表主要有汉密顿抑郁量表、Beck抑郁问卷、自评抑郁量表、Carroll抑郁量表等，其中自评抑郁量表和汉密顿抑郁量表应用最为普遍。焦虑也是患者的常见负性情绪之一，评价焦虑主要有汉密顿焦虑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贝克焦虑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等，其中汉密顿焦虑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是比较经典的焦虑测量工具。有时临床为了鉴别焦虑和抑郁，可以采用焦虑和抑郁量表联合使用的方法[5]。
近年来，国内的心理学者将国际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并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也初步编制了一些相关的情绪评定量表，进行了信效度评价。如胡艳侠等[6]应用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A、南米得狄斯特大学Waton·D和Clark·L·A共同编制了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用于评定非肺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与老年肺癌患者的正、负性情绪。王培席团队[7]使用负性情绪评定量表，其中包括抑郁、焦虑、外向性激惹和内向性激惹4个因子，重点评定脑卒中住院患者的负性情绪[8]，应用良好。, http://www.100md.com(扈新刚 王雪 杨丽 韦昱 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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