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P、AFU、CA19—9和GGT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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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原发性肝癌组共30例：选择我院2008年1月～2012年1月确诊的原发性肝癌患者30例进行观察，其中男19例，女11例，年龄33～72岁，平均(52.8±19.1)岁，均经B超、CT、MRI、病理学证实。肝炎、肝硬化组共40例：选择同期住院治疗的肝炎、肝硬化40例，其中男24例，女16例，年龄38～76岁，平均(51.2±13.8)岁。根据临床表现、生化、B超、CT等综合检查确诊，并排除肝占位性病变。健康对照组40例：同期来我院查体的健康体检者，其中男25例，女15例，年龄31～72岁，平均(49.8±15.7)岁。
1.2检测方法
受检者于清晨空腹取静脉血，分离血清后4 h内完成测试。其中AFP、CA19—9试剂盒由美国雅培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检测仪器为美雅培生产的AXSYM高效能全自动免疫分析仪。AFU使用生化连续监测法，试剂盒由浙江泰司特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GGT检测采用生化比色法，试剂采用BACKMAN原装试剂，检测仪器均为BACKMAN 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3 阳性判断标准
AFP、AFU、CA19—9和GGT的阳性结果判断[2]：CA19—9>40 ng/mL为阳性，GGT>50 U/L为阳性，AFU>40 U/L为阳性，AFP>20 μg/L为阳性。
1.4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组AFP、AFU、CA19—9和GGT测定值比较
见表1。AFP、AFU、CA19—9和GGT在原发性肝癌的浓度均明显高于肝炎、肝硬化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而AFP、AFU、CA19—9和GGT在肝炎、肝硬化组的浓度也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不同指标检测阳性率比较
见表2。AFP、AFU、CA19—9和GGT在原发性肝癌组织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肝炎、肝硬化组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正常组织中的阳性率均为0。且AFP、AFU、CA19—9和GGT四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任意指标单独检测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2 不同指标检测阳性率比较[n(%)]
注：#与肝炎、肝硬化组比较，P < 0.05
2.3不同直径原发性肝癌中AFP、AFU、CA19—9和GGT阳性率比较
见表3。AFP阳性率随着肿瘤组织的直径增大，其阳性率明显增加，其他未见明显差异。
表3 不同直径原发性肝癌中AFP、AFU、CA19—9和GGT阳性率比较[n(%)]
3讨论
PH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仅次于胃癌占第二位，早期诊断并获得及时治疗对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其中甲胎蛋白(AFP)作为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指标已被一致公认，目前已广泛用于肝细胞癌的普查、诊断、判断治疗效果、预测复发，能早于临床症状出现约8～11个月。但由于受肝癌癌细胞分化程度的影响，仍有部分患者AFP假阴性，因而AFU、CA19—9等肝癌检测标志物也应用于PHC的临床诊断中[3，4]。
α—L岩藻糖苷酶(AFU)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主要参与含岩藻糖基的糖蛋白、糖脂及黏多糖等生物活性大分子的分解代谢。肝癌患者血清中AFU增高可能与AFU的降解缓慢、肝癌细胞合成酶增加有关[5，6]。CA19—9是一种黏蛋白型的糖类蛋白肿瘤标志物，是存在于血液循环的肿瘤相关抗原[7]，主要在胎儿的小肠黏膜杯状细胞、胰胆管上皮细胞及成人胰腺癌、胃癌、结肠癌中合成，CA19—9是消化道肿瘤标志物，尤以胰腺癌、胆道恶性肿瘤阳性率最高，本试验中PHC患者CA19—9的阳性率达70%[8，9]。
GGT为人体分布很广的一种质膜结合糖蛋白，广泛存在于体内多种组织中，以肾、肝、胰腺、肠等组织中较多。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由于肝内阻塞诱使肝细胞产生大量GGT，同时癌细胞也合成GGT，其多数呈中度或高度增加。血清GGT活性明显增高对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意义[10]。但测定结果与其他肝胆疾病重叠甚多，如急性黄疸型肝炎、胆道梗阻，故单项测定GGT对肝癌并无诊断价值，必须联合其他项目检测。
本组资料显示，AFP、AFU、CA19—9和GGT在原发性肝癌的浓度均明显高于肝炎、肝硬化组及正常对照组(P < 0.01)。而AFP、AFU、CA19—9和GGT在肝炎、肝硬化组的浓度也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5)。AFP、AFU、CA19—9和GGT在原发性肝癌组织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肝炎、肝硬化组的阳性率(P < 0.05)。但在正常组织中的阳性率均为0。且AFP、AFU、CA19—9和GGT四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任意指标单独检测的阳性率(P < 0.05)。
另外，研究发现AFP<100 μg/L的PHC患者，AFU阳性率高达94.3%，且AFU的阳性率与肿瘤的大小不相关，而AFP的阳性率与肿瘤的大小相关，肝肿瘤<3 cm者，AFP阳性率仅28.6%。而AFU在<3 cm的肝癌中阳性率可高达71.4%。AFP与肿瘤大小有关，肝癌早期AFP常呈低水平表达，易造成假阴性[11]；本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原发性肝癌组中30例PHC患者的AFP阳性率随着肿瘤组织的直径增大，其阳性率明显增加。与刘玉红等[12]报道的观点基本一致。
综上，AFP、AFU、CA19—9和GGT联合检测可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阳性率，对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后均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秀明，李健斋，魏明竟，等. 现代临床生化检验学[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29.
[2] 贾建美. 血清ALP、GGT及AFP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临床意义[J]. 大家健康(中旬版)，2010，26(8)：11—12.
[3] 章晓红，方杰. 联合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诊断原发性肝癌[J]. 浙江西医结合杂志，2007，17(9)：575—576.
[4] 王文龙，邢德君，于秀艳. AFU、AFP、γ—GT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J]. 实用肿瘤学杂志，2002，16(3)：230—231.
[5] 刘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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