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健保僵局(1)
脱胎于各种综合保险的路径依赖、台湾的民选政治、多元化社会生态的转型,这一切都在台湾健保身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
2013年1月1日,台湾地区的第二代健康保险(下称“健保”)正式上路。酝酿十余年的二代健保改革规划至此告一段落,而有关健保破产、崩盘之虞的争议,也可以暂时偃旗息鼓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围绕着健保的各种争讼就此平息。实际上,正式推行的二代健保距离2000年二代健保规划的目标相去甚远。有评论者甚至认为,基于二代健保高度妥协的性质,三代健保的改革势必将很快被提上日程。
从1995年一代健保正式启航时起,有关健保的各种争议就持续不断,脱胎于各种综合保险的路径依赖、台湾的民选政治、多元化社会生态的转型,这一切都在健保身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这项关涉岛内几千万民众福祉的健保制度,已经成为了观察台湾万象的最佳窗口。其中,选票政治或许是这扇窗口中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 百拇医药
在这道风景线中,专业化的医疗成为了政治化的医疗。政治、医疗、民众这三者的关系,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健保的前世今生
追溯台湾全民健保制度的源头,不得不提及台湾此前的综合保险制度。正是后者40余年的经营,为台湾全民健保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1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台湾各大城市,筹设劳工医院,为投保的劳工免费治疗疾病,由此拉开了台湾当局筹办平民医疗保险的序幕。此后,劳工保险、军人保险、公务员保险、农民保险陆陆续续地出台了。
虽然实行了上述各种保险,但是其所覆盖的人口其实只占到了全岛人口的59%左右。剩下的超过40%的人口却没有任何保险,而且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儿童、失业者和贫困者等弱势群体。这不免给台湾居民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 百拇医药
鉴于此,台湾当局开始酝酿全民保险事宜。为了保证善政有法可依,1994年,台湾当局首先出台了“全民保健法”。1995年,全民健保开始在岛内全面铺开,一个名叫“中央健康保险局”的机构负责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截至2008年6月底止,参加全民健保的总人数有22891972人,投保单位有674589家,几乎全体台湾民众都已投保。
全民健保构建之初,岛内还曾就是维持原有的多元化体系还是单一化体系发生过几次争执,最终“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体系构想占据上风。
“民众参与得越多,风险分担能力就越强,单一化的体系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台湾健康保险学会理事长刘见祥如是阐释单一化体系胜出的缘由。
事实上,台湾当局选择单一化体系还有着实践操作上的考量:“在单一的体系下,法令是单一的,管理也是单一的,这对当局好,对民众也好。”刘见祥进一步表示。
, 百拇医药
至此,一个统一了劳工、公务员、农保医疗给付,实行单一支付管道的、单一体制的全民健康保险体系正式成立。它也因覆盖全面、投保额低、给付范围广泛、就医便捷等诸多优点而蜚声海外,甚至被誉为“医疗乌托邦”。
2000年,《经济学人》信息部就曾将台湾健保所取得的成绩排名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典。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刊文称赞台湾健保制度,并建议奥巴马政府要以台湾健保为学习榜样。
由于全民健保推行之前,已经有1100余万人参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险,所以全民健保在上路之际,采取了接续以前各种社会保险的方式,依其职业类别和所属单位,将岛内所有民众划分为6类人群来征收保费。
其中第一类保险对象包括:公务人员、志愿役军人、公私校教职员、雇主、自营业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自行执业者;第二类保险对象包括:职业工会会员、外雇船员;第三类保险对象包括:农民、渔民、水利会会员;第四类保险对象包括:义务役军人、替代役役男、军校军费生、在恤遗眷;第五类保险对象包括:低收入户;第六类保险对象包括:荣民(即早年大陆来台退伍的军人)、荣民遗眷家户代表及其他地区人口。
, 百拇医药
做出这样的划分,旨在根据不同人群的经济能力,厘定不同的保费负担比例,做到有钱人多负担,贫穷者少负担,甚至由“政府”全面托底。
如第一类人群中的公务人员,其保费的30%由本人缴纳,其他70%的费用则由投保单位,也就是公务人员的工作机构给付。至于自营业主和雇主则由个人负担自身全部保费。
在第二类人群中,个人与“政府”将分别按照6:4的比例分担保费。第三类人群中,个人与“政府”将按照3:7的比例分担保费。第五类的“低收入户”这一弱势群体的健保费用,全部由“政府”托底。“政府”托底的对象还延伸到第四类和第六类人群中的多数群体。
一般民众以自己的薪资所得作为保费计算的基础,在不同等级的投保区间中,选择相应的缴纳金额。至于被保险人的盈利所得及财产所得,则暂时未列入费基的计算范围,这也就为二代健保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然而,不管民众参与哪一类投保人群,也不管所缴纳的保费如何不同,他们在协议医疗机构所享受的健保待遇标准却不存在丝毫的差别。正因如此,健保制度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台湾民众的交口赞誉,其满意度曾一度达到78,5%的尖峰点。
, 百拇医药
角力一代健保
就如同台湾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所言:“台湾全民健保是‘七年规划、一年立法、三天实施’,换而言之,一代健保其实就是一名‘早产儿’。”
全民健保的早产,更多的是出自对政治的考量,而非当时社会环境的需求所催生出来,外界人士甚至可以从中管窥台湾民选政治运作的堂奥。
1987年11月,“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奉命负责规划全民健保。由于正值台湾民主转型时期,各种民间团体参与政治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自然也不放过向这个事关民众福祉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所以,在“行政院”起草全民健保草案之际,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该项方案的规划之中,一度形成了6个版本的全民健保方案。在送审“立法院”的过程中,各种版本之间聚讼纷纭,国民党行政当局与民进党立委为此争执不休,一时间好不热闹。, 百拇医药(汪兆平)
2013年1月1日,台湾地区的第二代健康保险(下称“健保”)正式上路。酝酿十余年的二代健保改革规划至此告一段落,而有关健保破产、崩盘之虞的争议,也可以暂时偃旗息鼓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围绕着健保的各种争讼就此平息。实际上,正式推行的二代健保距离2000年二代健保规划的目标相去甚远。有评论者甚至认为,基于二代健保高度妥协的性质,三代健保的改革势必将很快被提上日程。
从1995年一代健保正式启航时起,有关健保的各种争议就持续不断,脱胎于各种综合保险的路径依赖、台湾的民选政治、多元化社会生态的转型,这一切都在健保身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这项关涉岛内几千万民众福祉的健保制度,已经成为了观察台湾万象的最佳窗口。其中,选票政治或许是这扇窗口中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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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道风景线中,专业化的医疗成为了政治化的医疗。政治、医疗、民众这三者的关系,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健保的前世今生
追溯台湾全民健保制度的源头,不得不提及台湾此前的综合保险制度。正是后者40余年的经营,为台湾全民健保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1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台湾各大城市,筹设劳工医院,为投保的劳工免费治疗疾病,由此拉开了台湾当局筹办平民医疗保险的序幕。此后,劳工保险、军人保险、公务员保险、农民保险陆陆续续地出台了。
虽然实行了上述各种保险,但是其所覆盖的人口其实只占到了全岛人口的59%左右。剩下的超过40%的人口却没有任何保险,而且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儿童、失业者和贫困者等弱势群体。这不免给台湾居民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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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台湾当局开始酝酿全民保险事宜。为了保证善政有法可依,1994年,台湾当局首先出台了“全民保健法”。1995年,全民健保开始在岛内全面铺开,一个名叫“中央健康保险局”的机构负责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截至2008年6月底止,参加全民健保的总人数有22891972人,投保单位有674589家,几乎全体台湾民众都已投保。
全民健保构建之初,岛内还曾就是维持原有的多元化体系还是单一化体系发生过几次争执,最终“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体系构想占据上风。
“民众参与得越多,风险分担能力就越强,单一化的体系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台湾健康保险学会理事长刘见祥如是阐释单一化体系胜出的缘由。
事实上,台湾当局选择单一化体系还有着实践操作上的考量:“在单一的体系下,法令是单一的,管理也是单一的,这对当局好,对民众也好。”刘见祥进一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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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一个统一了劳工、公务员、农保医疗给付,实行单一支付管道的、单一体制的全民健康保险体系正式成立。它也因覆盖全面、投保额低、给付范围广泛、就医便捷等诸多优点而蜚声海外,甚至被誉为“医疗乌托邦”。
2000年,《经济学人》信息部就曾将台湾健保所取得的成绩排名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典。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刊文称赞台湾健保制度,并建议奥巴马政府要以台湾健保为学习榜样。
由于全民健保推行之前,已经有1100余万人参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险,所以全民健保在上路之际,采取了接续以前各种社会保险的方式,依其职业类别和所属单位,将岛内所有民众划分为6类人群来征收保费。
其中第一类保险对象包括:公务人员、志愿役军人、公私校教职员、雇主、自营业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自行执业者;第二类保险对象包括:职业工会会员、外雇船员;第三类保险对象包括:农民、渔民、水利会会员;第四类保险对象包括:义务役军人、替代役役男、军校军费生、在恤遗眷;第五类保险对象包括:低收入户;第六类保险对象包括:荣民(即早年大陆来台退伍的军人)、荣民遗眷家户代表及其他地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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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样的划分,旨在根据不同人群的经济能力,厘定不同的保费负担比例,做到有钱人多负担,贫穷者少负担,甚至由“政府”全面托底。
如第一类人群中的公务人员,其保费的30%由本人缴纳,其他70%的费用则由投保单位,也就是公务人员的工作机构给付。至于自营业主和雇主则由个人负担自身全部保费。
在第二类人群中,个人与“政府”将分别按照6:4的比例分担保费。第三类人群中,个人与“政府”将按照3:7的比例分担保费。第五类的“低收入户”这一弱势群体的健保费用,全部由“政府”托底。“政府”托底的对象还延伸到第四类和第六类人群中的多数群体。
一般民众以自己的薪资所得作为保费计算的基础,在不同等级的投保区间中,选择相应的缴纳金额。至于被保险人的盈利所得及财产所得,则暂时未列入费基的计算范围,这也就为二代健保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然而,不管民众参与哪一类投保人群,也不管所缴纳的保费如何不同,他们在协议医疗机构所享受的健保待遇标准却不存在丝毫的差别。正因如此,健保制度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台湾民众的交口赞誉,其满意度曾一度达到78,5%的尖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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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一代健保
就如同台湾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所言:“台湾全民健保是‘七年规划、一年立法、三天实施’,换而言之,一代健保其实就是一名‘早产儿’。”
全民健保的早产,更多的是出自对政治的考量,而非当时社会环境的需求所催生出来,外界人士甚至可以从中管窥台湾民选政治运作的堂奥。
1987年11月,“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奉命负责规划全民健保。由于正值台湾民主转型时期,各种民间团体参与政治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自然也不放过向这个事关民众福祉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所以,在“行政院”起草全民健保草案之际,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该项方案的规划之中,一度形成了6个版本的全民健保方案。在送审“立法院”的过程中,各种版本之间聚讼纷纭,国民党行政当局与民进党立委为此争执不休,一时间好不热闹。, 百拇医药(汪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