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创新医疗
“这是医学的新时代。传统的行医方式在人口级别上进行，通过对诸如乳腺癌或前列腺癌等疾病进行大范围的筛查，并针对同一种诊断使用同样剂量的用药。这种方式应当转变为创新的行医方式，关注于个人层面。”艾瑞克·托波尔在其新书《医学的创造性毁灭：数字革命如何创造更好医疗保健》展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医学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体生物学与医学的研究，将导致医学的“创造性毁灭”。
“毁灭”这个词或许听起来有些负面，托波尔在书中表达的意思其实很正面，即医学的数字化和个体化。在托波尔的构想中，医生将不再像过去一样掌握医疗的主导权，医学信息也不再基于对大范围人口的研究结果，而是患者在访问全球医学文献中详细的数字化信息和自己身体功能以及基因组成的信息基础之上，掌握自己的健康与医疗。
毕竟，数字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手机、电脑和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医疗行业亦不例外。数字医疗行业已经提供了多种创新工具，包括口袋大小的超声波器械、家庭用睡眠监测设备等，它们能够测量从卡路里摄取量到氧气浓度等各种指标。
数字医疗便是通过使用这些创新工具、无线传感器、基因组学、成像技术、电子医疗记录和医疗信息技术系统，改变传统的行医方式。
医患问的信息不平等一直是医疗行业饱受诟病的缺陷。借助创新工具和数字化技术，在全面性信息基础上，或是由电脑制定决策或提出建议，或是患者自己制定决策。医生不再是唯一的治疗决策制定权掌握者。这将实现医患问的信息与知识平等，即托波尔所谓的医学信息“民主化”。
医生将继续负责外科手术流程和疑难重症治疗，不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机器人和电子成像辅助来工作，减少了直接的手工流程。医院和医生诊所的应用将会减少，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使用将变得更加合理、安全和有效，疾病的预防将获得更多的重视。托波尔认为，这些转变将改善医疗，并可能降低成本。
然而，转变同时也存在风险和障碍。风险包括医生可能会倾向于治疗疾病或缺陷基因，而非患者整体；患者信息和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可能受到损害；一些新的道德困境和争议可能出现。而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医生。“一项主要创新成为标准临床实践的时间平均为17年。《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指出，62%的医生和患者交流时，并不使用电子邮件。”托波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分析，“美国医学会对10000名医生的调查显示，9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乐意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基因组学。”, 百拇医药(张文燕)
“毁灭”这个词或许听起来有些负面，托波尔在书中表达的意思其实很正面，即医学的数字化和个体化。在托波尔的构想中，医生将不再像过去一样掌握医疗的主导权，医学信息也不再基于对大范围人口的研究结果，而是患者在访问全球医学文献中详细的数字化信息和自己身体功能以及基因组成的信息基础之上，掌握自己的健康与医疗。
毕竟，数字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手机、电脑和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医疗行业亦不例外。数字医疗行业已经提供了多种创新工具，包括口袋大小的超声波器械、家庭用睡眠监测设备等，它们能够测量从卡路里摄取量到氧气浓度等各种指标。
数字医疗便是通过使用这些创新工具、无线传感器、基因组学、成像技术、电子医疗记录和医疗信息技术系统，改变传统的行医方式。
医患问的信息不平等一直是医疗行业饱受诟病的缺陷。借助创新工具和数字化技术，在全面性信息基础上，或是由电脑制定决策或提出建议，或是患者自己制定决策。医生不再是唯一的治疗决策制定权掌握者。这将实现医患问的信息与知识平等，即托波尔所谓的医学信息“民主化”。
医生将继续负责外科手术流程和疑难重症治疗，不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机器人和电子成像辅助来工作，减少了直接的手工流程。医院和医生诊所的应用将会减少，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使用将变得更加合理、安全和有效，疾病的预防将获得更多的重视。托波尔认为，这些转变将改善医疗，并可能降低成本。
然而，转变同时也存在风险和障碍。风险包括医生可能会倾向于治疗疾病或缺陷基因，而非患者整体；患者信息和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可能受到损害；一些新的道德困境和争议可能出现。而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医生。“一项主要创新成为标准临床实践的时间平均为17年。《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指出，62%的医生和患者交流时，并不使用电子邮件。”托波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分析，“美国医学会对10000名医生的调查显示，9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乐意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基因组学。”, 百拇医药(张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