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医院第二春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不仅深刻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还决定了很多机构的沉浮转折。自SARS后，中国各地的传染病医院再次焕发生机，迎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春。
枯木逢春
2003年初，北京市卫生局下发通知，要求在当年全国两会后，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下称“地坛医院”)撤并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下称“佑安医院”)。撤并的理由是，在过去两年间，因缺乏财政拨款，地坛医院很多发展项目停滞；医院500张病床，收治患者只有200余人。尽管地坛医院专家曾致信北京市领导，称撤除地坛医院对北京市传染病事业弊大于利，但最终未能阻挡住撤并地坛医院的决策。
在此文件下发一周后，最终席卷全球的SARS登陆北京。
“SARS带来的损失巨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认识不足。”在回顾十年前遭遇SARS的那一幕时，佑安医院院长李宁曾如此悲痛地表示。伴随着这种认识，传染病医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
, 百拇医药
据李宁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刚刚经历过战争，国民整体营养水平和免疫功能下降，导致传染病泛滥。国家为此开展了诸如爱国卫生运动等多项活动，以期减少传染病给新中国带来的伤害。当时，为了有效隔离部分传染病患者，国家出资建立了首批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建立之初，还曾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之一。同时，国家还很重视对外交流。首批传染病院长大多是从前苏联和美国留学归来的专家。当时中国的整套消毒隔离管理办法和理念基本与国际同步。
改革开放后，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中国传统急性传染病减少，而艾滋病、肝炎、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逐渐增多。由于传染病医院在结构和功能上，没有很好地满足疾病谱的此种变化，加之综合性医院迅速崛起，导致患者日益流失，医院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据1993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第八次传染病医院协作会议上的信息，当时全国传染病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60%左右，许多医院日门诊量不过百人，住院者为数更少。
就在败落的一刹那，席卷全球的SARS来袭。“由于当时传染病医院实力薄弱，所以根本无法应对来势汹汹的SARS。很多传染病医院连呼吸机都不会用，只能请各家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李宁略带调侃地表示，由于传染病医院自身疾病诊疗的能力差，SARS期间，只能成为其他医院执行医嘱的地方。
, 百拇医药
SARS给中国带来了惨痛经历，但客观上也促使各地政府逐渐意识到传染病医院存在的重要意义。自此，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地坛医院的命运也得以改变，不仅摆脱了被合并的命运，还获择址重建。在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的亲自督导下，佑安医院的新门诊楼和病房楼也得以新建。
北京两家传染病医院的再次得宠，只不过是全国传染病医院命运转折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05～2009年问，全国传染病医院职工人数年均增长6%、房屋建筑面积年均增长近8%、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2%。
传染病医院5年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说明中国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SARS后，传染病医院发展前景广阔。
“尽管国家加大了对传染病医院的投入，但对医务人员的投入还不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原广州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表示，传染病医院职工收入与肿瘤医院相比，保守估计相差一倍。“为了使人员稳定，就需要适当给予政策倾斜。”蔡卫平如此建议。
, http://www.100md.com
“随着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人口迁徙以及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新发突发传染病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李宁不无忧虑地表示，“新发突发传染病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中国仍要继续加强对传染病医院的重视。”
专科转向综合
事实上，SARS对传染病医院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医院规模的扩张上，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传染病医院发展方向转变。
在SARS之前，全国传染病医院大多以单纯的专科病为主要业务范围，对传染病的隔离和救治研究深入，但对其他医学学科知之甚少。
“SARS期间，传染病医院对肺部特别是重症肺炎，救治能力非常差。”SARS期间，时任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的尹炽标表示，“由于传染病医生平时视野窄、水平低，一旦出现呼吸并发症，综合抢救能力非常弱。”
同样经历了2003年SARS的李宁，对此种观点的感受颇为深刻。也正是应对SARS时，传染病医院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让李宁意识到，传染病涉及全身各个系统。如果没有其他专科支持，传染病的救治水平不可能提高。“2006年，我来佑安医院后，就开始了医院的主动转型发展。由过去单纯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向以感染传染病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发展，以此加强医院的综合实力。”李宁如此解释佑安医院发展转向的原因。
, 百拇医药
“2008年，甲型H1N1病毒流行。我们利用一个40张床的病区，就平稳渡过了。而且，我们的治疗方法完全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放弃了过去那种激素疗法，治愈率和抢救成功率也大幅提高。”李宁表示，成功应对“甲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染病医院主动转型的正确性。
记者通过公开数据显示发现，2005～2009年间，全国传染病医院50万元及以上医疗仪器设备的年均增长率为18%。有业内专家指出，医疗仪器设备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说明传染病医院试图为患者提供优质设备的服务，另一方面也说明，传染病医院正在打破传统看病救治的工作体系，逐渐向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转变。
“在SARS之后，我们建立了传染病的重大疾病数据样本库。”李宁告诉记者，此数据样本库的建立，将为医院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奠定良好基础。据了解，目前佑安医院数据库已经收集3～4年全套的患者资料，并在此过程中有所发现。
“我们发现中国人身上的流感重症易感基因比例高。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得了‘甲流’，更容易转成重症。”李宁告诉记者，“此项研究可以在人群中筛查此类基因的携带者，进行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为流感的防控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 百拇医药(高悦)
枯木逢春
2003年初，北京市卫生局下发通知，要求在当年全国两会后，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下称“地坛医院”)撤并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下称“佑安医院”)。撤并的理由是，在过去两年间，因缺乏财政拨款，地坛医院很多发展项目停滞；医院500张病床，收治患者只有200余人。尽管地坛医院专家曾致信北京市领导，称撤除地坛医院对北京市传染病事业弊大于利，但最终未能阻挡住撤并地坛医院的决策。
在此文件下发一周后，最终席卷全球的SARS登陆北京。
“SARS带来的损失巨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认识不足。”在回顾十年前遭遇SARS的那一幕时，佑安医院院长李宁曾如此悲痛地表示。伴随着这种认识，传染病医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
, 百拇医药
据李宁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刚刚经历过战争，国民整体营养水平和免疫功能下降，导致传染病泛滥。国家为此开展了诸如爱国卫生运动等多项活动，以期减少传染病给新中国带来的伤害。当时，为了有效隔离部分传染病患者，国家出资建立了首批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建立之初，还曾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之一。同时，国家还很重视对外交流。首批传染病院长大多是从前苏联和美国留学归来的专家。当时中国的整套消毒隔离管理办法和理念基本与国际同步。
改革开放后，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中国传统急性传染病减少，而艾滋病、肝炎、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逐渐增多。由于传染病医院在结构和功能上，没有很好地满足疾病谱的此种变化，加之综合性医院迅速崛起，导致患者日益流失，医院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据1993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第八次传染病医院协作会议上的信息，当时全国传染病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60%左右，许多医院日门诊量不过百人，住院者为数更少。
就在败落的一刹那，席卷全球的SARS来袭。“由于当时传染病医院实力薄弱，所以根本无法应对来势汹汹的SARS。很多传染病医院连呼吸机都不会用，只能请各家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李宁略带调侃地表示，由于传染病医院自身疾病诊疗的能力差，SARS期间，只能成为其他医院执行医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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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给中国带来了惨痛经历，但客观上也促使各地政府逐渐意识到传染病医院存在的重要意义。自此，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地坛医院的命运也得以改变，不仅摆脱了被合并的命运，还获择址重建。在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的亲自督导下，佑安医院的新门诊楼和病房楼也得以新建。
北京两家传染病医院的再次得宠，只不过是全国传染病医院命运转折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05～2009年问，全国传染病医院职工人数年均增长6%、房屋建筑面积年均增长近8%、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2%。
传染病医院5年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说明中国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SARS后，传染病医院发展前景广阔。
“尽管国家加大了对传染病医院的投入，但对医务人员的投入还不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原广州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表示，传染病医院职工收入与肿瘤医院相比，保守估计相差一倍。“为了使人员稳定，就需要适当给予政策倾斜。”蔡卫平如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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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人口迁徙以及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新发突发传染病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李宁不无忧虑地表示，“新发突发传染病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中国仍要继续加强对传染病医院的重视。”
专科转向综合
事实上，SARS对传染病医院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医院规模的扩张上，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传染病医院发展方向转变。
在SARS之前，全国传染病医院大多以单纯的专科病为主要业务范围，对传染病的隔离和救治研究深入，但对其他医学学科知之甚少。
“SARS期间，传染病医院对肺部特别是重症肺炎，救治能力非常差。”SARS期间，时任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的尹炽标表示，“由于传染病医生平时视野窄、水平低，一旦出现呼吸并发症，综合抢救能力非常弱。”
同样经历了2003年SARS的李宁，对此种观点的感受颇为深刻。也正是应对SARS时，传染病医院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让李宁意识到，传染病涉及全身各个系统。如果没有其他专科支持，传染病的救治水平不可能提高。“2006年，我来佑安医院后，就开始了医院的主动转型发展。由过去单纯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向以感染传染病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发展，以此加强医院的综合实力。”李宁如此解释佑安医院发展转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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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甲型H1N1病毒流行。我们利用一个40张床的病区，就平稳渡过了。而且，我们的治疗方法完全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放弃了过去那种激素疗法，治愈率和抢救成功率也大幅提高。”李宁表示，成功应对“甲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染病医院主动转型的正确性。
记者通过公开数据显示发现，2005～2009年间，全国传染病医院50万元及以上医疗仪器设备的年均增长率为18%。有业内专家指出，医疗仪器设备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说明传染病医院试图为患者提供优质设备的服务，另一方面也说明，传染病医院正在打破传统看病救治的工作体系，逐渐向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转变。
“在SARS之后，我们建立了传染病的重大疾病数据样本库。”李宁告诉记者，此数据样本库的建立，将为医院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奠定良好基础。据了解，目前佑安医院数据库已经收集3～4年全套的患者资料，并在此过程中有所发现。
“我们发现中国人身上的流感重症易感基因比例高。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得了‘甲流’，更容易转成重症。”李宁告诉记者，“此项研究可以在人群中筛查此类基因的携带者，进行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为流感的防控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 百拇医药(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