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疫情时刻准备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关键是什么？
高永文：突发急性传染病爆发后，首先要在疾病发展初期，确诊发病患者，并实施有效隔离。唯有通过隔离最初的少量病例，我们才有可能把大型疫病控制在最初阶段。
突发传染病流行都有一张类似倒U型的曲线图谱，必须在最早阶段压制下来，否则疾病发展范围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强调有效的隔离措施。也是出于此项考虑，我们在港口等出入境口岸采取疾控措施。唯有及时分辨、确诊和隔离传染病患者，才有可能避免广州刘教授的案例重演——入住酒店并扩散病症，转入医院又造成了疾病的二次传播。
《中国医院院长》：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我们该如何防范历史重演？
高永文：SARS病毒肯定还存在于自然界。香港大学袁国勇院士的研究表明，SARS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特别是中华菊头蝠。因此人类要减少和野生动物的接触。中国南方地区吃野味的文化一定要改变，否则不能排除未来再次出现SARS的可能。
客观而言，在经历SARS之后，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抵御大型突发传染病方面，实力已大为增强。但在防控措施、人力资源培养、隔离措施、危机应变措施以及物资储备方面，我们仍不能保证有百分百信心。所以，我们要不断进行应急演练，不断重复并更新防控意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忠告市民防御疾病，不断宣传健康理念。
SARS之后，我们制定了全港危机应变预案。预案对应变级别以及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有着明确的划分。比如医管局和政府分别要成立应变委员会，疫情升级的情况下，还会启动最高委员会。同时，我们还要时常更新和演练应急预案。前不久香港刚刚完成了一场包括全市各级机构在内的流感应变大演习。
《中国医院院长》：您对抗击sARs的经历有何感受？香港实施的问责制度对您有何影响？
高永文：我对SARS一役感受颇多。首先，SARS首次让全世界医护人员感受到，生与死不再只是患者的事情，而是与自己和家人息息相关。对此，我们除了要更加恪守专业精神外，还要更专业、更严肃、更谦卑地面对自然界的疾病。
尽管今日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但不要以为人类已经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在SARS事件发生前的十几年里，基因图谱、基因改造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让我们以为任何疾病都可以被治愈。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加谦卑，继续加强我们的装备与专业精神。
在SARS的问责事件中，我是主动辞职的。当初香港在应对SARS时，受到很多批评。舆论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迫于压力，当时的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先生请辞了。下一位是医管局主席梁智鸿先生。当时立法会公开批评他做得不好，他说，“那我负责，我就离开吧。”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是我们的错。梁先生的离开给当时的医管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他们的离职体现了崇高的问责精神，但我认为这对他们并不公平。所以在完成危机应变预案的制定后，我就跟随他们离开了医管局。, http://www.100md.com(高逸飞)
高永文：突发急性传染病爆发后，首先要在疾病发展初期，确诊发病患者，并实施有效隔离。唯有通过隔离最初的少量病例，我们才有可能把大型疫病控制在最初阶段。
突发传染病流行都有一张类似倒U型的曲线图谱，必须在最早阶段压制下来，否则疾病发展范围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强调有效的隔离措施。也是出于此项考虑，我们在港口等出入境口岸采取疾控措施。唯有及时分辨、确诊和隔离传染病患者，才有可能避免广州刘教授的案例重演——入住酒店并扩散病症，转入医院又造成了疾病的二次传播。
《中国医院院长》：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我们该如何防范历史重演？
高永文：SARS病毒肯定还存在于自然界。香港大学袁国勇院士的研究表明，SARS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特别是中华菊头蝠。因此人类要减少和野生动物的接触。中国南方地区吃野味的文化一定要改变，否则不能排除未来再次出现SARS的可能。
客观而言，在经历SARS之后，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抵御大型突发传染病方面，实力已大为增强。但在防控措施、人力资源培养、隔离措施、危机应变措施以及物资储备方面，我们仍不能保证有百分百信心。所以，我们要不断进行应急演练，不断重复并更新防控意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忠告市民防御疾病，不断宣传健康理念。
SARS之后，我们制定了全港危机应变预案。预案对应变级别以及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有着明确的划分。比如医管局和政府分别要成立应变委员会，疫情升级的情况下，还会启动最高委员会。同时，我们还要时常更新和演练应急预案。前不久香港刚刚完成了一场包括全市各级机构在内的流感应变大演习。
《中国医院院长》：您对抗击sARs的经历有何感受？香港实施的问责制度对您有何影响？
高永文：我对SARS一役感受颇多。首先，SARS首次让全世界医护人员感受到，生与死不再只是患者的事情，而是与自己和家人息息相关。对此，我们除了要更加恪守专业精神外，还要更专业、更严肃、更谦卑地面对自然界的疾病。
尽管今日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但不要以为人类已经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在SARS事件发生前的十几年里，基因图谱、基因改造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让我们以为任何疾病都可以被治愈。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加谦卑，继续加强我们的装备与专业精神。
在SARS的问责事件中，我是主动辞职的。当初香港在应对SARS时，受到很多批评。舆论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迫于压力，当时的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先生请辞了。下一位是医管局主席梁智鸿先生。当时立法会公开批评他做得不好，他说，“那我负责，我就离开吧。”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是我们的错。梁先生的离开给当时的医管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他们的离职体现了崇高的问责精神，但我认为这对他们并不公平。所以在完成危机应变预案的制定后，我就跟随他们离开了医管局。, http://www.100md.com(高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