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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现代精神病学(2)
http://www.100md.com 2013年7月1日 《中国医院院长》 2013年第13期
     精神病学与压迫性

    精神病学在启蒙运动时代虽然转变成治疗性,但其与社会排斥、监禁等仍然联系一起,尽管这较之前的惩罚性收容似乎已是一种进步。精神障碍患者被贴上“疯癫”的标签,并被强制要求在精神上接受这个身份。真正的疯狂不是最开始的不正常举止,而是在被给予一个身份时的困惑与恐惧。

    20世纪精神病学宣称,能通过医学手段解决精神障碍问题,大众开始接受科学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立法给予了医疗行业很大权力。精神科医师有权力及义务强制拘留患者,对其进行强效药物及电击治疗。医学似乎为这些强制医疗立法提供了立法的基础和证据。最近,精神病学内部才开始讨论该行业的社会压迫性质。大多数精神病医师都极力消除他们与其他医学行业从业者的区别。最近有报道称,精神病学家想在立法中将精神障碍与其他身体疾病相等同。

    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压迫,从中世纪赤裸裸的排斥转变为假惺惺的伪善。并且精神障碍患者由肉体受到酷刑变为精神折磨,这种痛苦更飘渺,也更深入内心细微处。也许这看起来并不是如此值得惊讶,也在大多数人道理伦理接受的范围内,这也正是此医疗特权模式一直运行顺畅的原因。然而,此现象背后的权利压迫却远不止这一方面。多数人群体对少数人群体、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且带着越来越厚、越来越华丽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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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精神病学的展望与原则背景环境的重要性

    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应该成为认识精神障碍的关键。笔者相信,在实行精神卫生介入时,不需要以患者个人的医疗诊断和医疗方法为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生物学角度的重要性,而是将首要侧重点转变为产生该生物学特性的背景环境。事件、反应、社会网络,绝不能被界定为独立个体来进行分析衡量。它们之间通过可探究并阐明的有意义联系相互连在一起,尽管这些联系不能被简单地解释清楚。精神病学应由科技导向变为人文导向

    临床实效性及结果导向的疗法,是当今医学的主流,表明科学应当主导临床操作。精神病学也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其面临的困境。问题是,这忽略了个人价值体系在研究和临床上的重要性。所有的医学实践都会关注到一定的假设与价值观;而精神病学,由于其主要研究内容为信仰、情绪、人际关系和行为,故而在临床上的主要关注对象就是假设与价值观。最近,有医学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指出了一些假设与价值观基础,它们构成了精神病分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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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审视精神障碍之社会压迫性

    关于英国新精神卫生运动的争论,让我们重新审视医学与精神障碍的关系。很多服务对象质疑医学模式,因此不满于此运动中的强迫收容政策。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不能剥夺任何一个精神障碍者的自由。然而,出于对现代精神病学理论的中立性、客观性的质疑,后现代精神病学摒弃了医学手段在治疗中的主导角色。立法中必须建立避免社会压迫性的机制,医生有权力申请强制收容患者,但无权做出最终决定。即使在初始的收治决策中,也应引入非医学人士的参与和主持。

    后现代精神病学尝试摆脱精神病学阵营与反精神病学阵营之间的矛盾。反精神病学阵营批判精神病学的压迫性,认为其建立在错误的医学意识形态上。并致力将精神障碍患者从它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同样地,精神病学阵营也批判反精神病学阵营是由错误的意识形态指导的。双方都坚信能够并应该正确地分析理解精神障碍。

    后现代精神病学反对此观点。尽管它并没有提出关于精神障碍的新理念,但它提供多样性的角度。最重要的是,它坚持以精神服务对象为中心。后现代精神病学在疗法上与反精神病学不同。它并不致力于用别的疗法来取代医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它并不是一系列坚定的观点和理念,而是风向标,帮助我们前进。

    精神病学,正像医学其他学科一样,必须适应Mujr Gray的“后现代环境”。精神卫生工作在现代主义框架下面临重重困难。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开始关注该学科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方面。其实,正因精神病学一直存在争议,它比其他医学领域,更能适应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精神病学家想要通过对背景、价值体系还有群体互助的讨论,来解放精神卫生服务,促进其发展。, 百拇医药(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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