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之争(2)
格林伯格的批评比弗朗斯更加尖锐。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过程中，格林伯格表示，虽然两人都赞同DSM没有抓住真正的疾病，但对这一点背后的意义却持不同见解。“弗朗斯相信，尽管DSM-5存在缺陷，但仍然有其价值，这对整个精神病学行业以及它在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权威性影响不大。但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精神病学基础上的瑕疵。”
科学还是经验？
除了精神障碍范围的争议，精神障碍诊断和治疗是基于科学证据，还是基于专家经验，也存在争议。在格林伯格为《纽约客》撰写的((DSM与疾病本质》一文中，他如此表述：精神科医生很难像其他医学专科一样根据生物化学原因来完善疾病分类、利用科学的检查和实验来确定患者病因，这使得精神病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医学专科，并且难以建立公众对精神障碍诊断和治疗的信任。
“人脑具有上千亿神经元和上万亿突触，使得我们仍然无法对其有详细了解。因此，精神科医生只能依赖疾病的外在表现来分类精神障碍。这种糟糕的状况在1980年后(1980年出版的DSM为第三版，前两版分别在1952年和1968年出版)更加变本加厉，因为美国精神病学会当年炮制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其中他们有意不去超越症状层面。DSM不是基于生物化学，而是根据专家的共识来决定哪些症状构成某种心理疾病、哪种心理疾病真实存在，或至少真实到应当在医学辞典中拥有一席之地。在DSM之后的4次修订中，有些诊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依据令人不安的规律，辩论过程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国会而非科学殿堂，疾病症状列表被重新调整和编排。”格林伯格如是抨击DSM-5的面世。
, http://www.100md.com
精神障碍诊断依据的争议由来已久。一些专业人士构想，未来的精神障碍诊断应当基于潜在的生理原因，而非患者的症状。而另一些专业人士则警告，单纯依据生理原因而忽视社会因素，是“头脑单一且狭隘”。
DSM从1952年第一版面世后，就一直饱受有关诊断依据的抨击。《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5月18日刊发表文章((DSM-5：按图索骥》指出，DSM最初两版的诊断依据前提是，精神障碍是患者对经历和环境的神经过敏反应，这导致诊断结果混乱。DSM-3和DSM-4承认精神病医生对精神障碍的生理发病原因认知不足，因此采用医生观察到的症状作为诊断标准，并希望标记同一个患者身上出现的多种症状(即综合征)。这种方法在操作层面上出现了界定模糊的问题。DSM-5不但尝试纳入客观标准，还尝试消除特定精神障碍问不必要的界限，例如将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等4种疾病归为白闭症谱系障碍。
DSM-5工作小组专家在筹备新版之初，就希望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未来的精神病医生使用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来诊断患者。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惜条件尚未成熟。结果DSM-5的诊断标准依然是患者的综合征，而非实验室检查。不过，一些机构正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NIMH的“研究领域标准(RDoC)”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年，该项目旨在通过确定基因瑕疵、神经化学改变和扰乱大脑网络来重新分类精神障碍。《柳叶刀》杂志在2013年2月发表的文章指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有关精神障碍的基因研究发现，5种主要精神障碍，即ADHD、自闭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都存在相同的基因风险因素。PLOS电子生物学在2012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脑部扫描也显示，不同的精神障碍会涉及类似的脑部区域。
, 百拇医药
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生物学是DSM的治疗之法。APA的前主席弗兰克·法利认为，这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毕竟精神障碍的病因还包括社会因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老年精神病学医生萨拉·穆拉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迷失医学》中指出，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实际很复杂，“医学的确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其他因素也非常重要，例如环境、生存目的和意义、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以及医患关系。”这是亲身经历之谈，她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找到工作、进而感受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及意义，以及他人对自己的需要之后，病情出现了极大好转。
庆幸的是，近年来，精神障碍在美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项美国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的修订案，有望为急救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的人员，接受“精神障碍急救”培训提供资金。这项修订案获得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广泛支持，该修订案的拥护者希望，这些措施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实行。, 百拇医药
科学还是经验？
除了精神障碍范围的争议，精神障碍诊断和治疗是基于科学证据，还是基于专家经验，也存在争议。在格林伯格为《纽约客》撰写的((DSM与疾病本质》一文中，他如此表述：精神科医生很难像其他医学专科一样根据生物化学原因来完善疾病分类、利用科学的检查和实验来确定患者病因，这使得精神病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医学专科，并且难以建立公众对精神障碍诊断和治疗的信任。
“人脑具有上千亿神经元和上万亿突触，使得我们仍然无法对其有详细了解。因此，精神科医生只能依赖疾病的外在表现来分类精神障碍。这种糟糕的状况在1980年后(1980年出版的DSM为第三版，前两版分别在1952年和1968年出版)更加变本加厉，因为美国精神病学会当年炮制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其中他们有意不去超越症状层面。DSM不是基于生物化学，而是根据专家的共识来决定哪些症状构成某种心理疾病、哪种心理疾病真实存在，或至少真实到应当在医学辞典中拥有一席之地。在DSM之后的4次修订中，有些诊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依据令人不安的规律，辩论过程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国会而非科学殿堂，疾病症状列表被重新调整和编排。”格林伯格如是抨击DSM-5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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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诊断依据的争议由来已久。一些专业人士构想，未来的精神障碍诊断应当基于潜在的生理原因，而非患者的症状。而另一些专业人士则警告，单纯依据生理原因而忽视社会因素，是“头脑单一且狭隘”。
DSM从1952年第一版面世后，就一直饱受有关诊断依据的抨击。《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5月18日刊发表文章((DSM-5：按图索骥》指出，DSM最初两版的诊断依据前提是，精神障碍是患者对经历和环境的神经过敏反应，这导致诊断结果混乱。DSM-3和DSM-4承认精神病医生对精神障碍的生理发病原因认知不足，因此采用医生观察到的症状作为诊断标准，并希望标记同一个患者身上出现的多种症状(即综合征)。这种方法在操作层面上出现了界定模糊的问题。DSM-5不但尝试纳入客观标准，还尝试消除特定精神障碍问不必要的界限，例如将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等4种疾病归为白闭症谱系障碍。
DSM-5工作小组专家在筹备新版之初，就希望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未来的精神病医生使用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来诊断患者。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惜条件尚未成熟。结果DSM-5的诊断标准依然是患者的综合征，而非实验室检查。不过，一些机构正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NIMH的“研究领域标准(RDoC)”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年，该项目旨在通过确定基因瑕疵、神经化学改变和扰乱大脑网络来重新分类精神障碍。《柳叶刀》杂志在2013年2月发表的文章指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有关精神障碍的基因研究发现，5种主要精神障碍，即ADHD、自闭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都存在相同的基因风险因素。PLOS电子生物学在2012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脑部扫描也显示，不同的精神障碍会涉及类似的脑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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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生物学是DSM的治疗之法。APA的前主席弗兰克·法利认为，这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毕竟精神障碍的病因还包括社会因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老年精神病学医生萨拉·穆拉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迷失医学》中指出，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实际很复杂，“医学的确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其他因素也非常重要，例如环境、生存目的和意义、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以及医患关系。”这是亲身经历之谈，她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找到工作、进而感受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及意义，以及他人对自己的需要之后，病情出现了极大好转。
庆幸的是，近年来，精神障碍在美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项美国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的修订案，有望为急救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的人员，接受“精神障碍急救”培训提供资金。这项修订案获得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广泛支持，该修订案的拥护者希望，这些措施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实行。,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