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事件引发药品费用之争(1)
廖新波：药品虚高 定价是硬伤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将对60家国产药品企业和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抽查药企的多数药品成本价不到售价的10%。这样的调查结果，且不论与财务计算口径关系如何，却可以看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为未来的药价改革铺路，政府正在酝酿一场医药行业的大肃整运动。而近期新闻、微博中随处可见的GSK(中国)贿赂门事件，有可能成为肃整运动的导火线。这场讨论也将大家的关注点，转移到“药价”这一焦点上来。
有人认为，GSK(中国)事件，是中国医药不分、以药补医环境下的牺牲品。因为以药补医不仅造就了医药贿赂产业链，还是药价越调越高的元凶，故而出现患者买药所支付的价格是药品出厂价的8倍，甚至更多。
透过表面现象，试想一下，假如药品定价是合理的，药品行业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利润空间用以行贿？以药补医政策固然是药价过高的毒瘤，但药品虚高定价却是毒瘤扩散的根源与养料，后者才是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硬伤。
, 百拇医药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但这只是隔靴搔痒。定价100元的药品，医院没有取消药品加成前，可以卖115元；现在砍去15%的药品加成，医院按照1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表面上看，药品价格有所降低，但事实是，医院失去了原本来源正当、可以用来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取消药品加成，并没有消除腐败的根源，除了医院少挣了15%的加成费，药品的定价还是100元，药品的流通环节也没有改变，药品的水分依然没有被挤干净。
众所周知，以药补医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存在。当时，为了弥补国家财政力量的不足，采取该政策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不过当时定价合理，所以即使以药补医的毒瘤存在，却缺乏养料，毒瘤并没有大肆扩散。
有人将药品和其他商品的性质混淆，用生活用品的价格虚高来对比，这是不恰当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活用品与药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生活用品的需求会随着价格变动发生变化，弹性很大；但药品对应的是健康，生病吃药的需求，并不会随着价格变动而改变，其需求弹性非常小。人们对药品与医疗的刚性需求，决定了其必然与其他商品不同，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有替代品。
, 百拇医药
药品和生活用品的属性警示我们，如果顶层设计上没有分清两者间的属性差异并厘清政府的责任，那么制定的政策必然是不合逻辑的。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药品质量和国药研发能力是其定价基础。中国医药产业大而不强，已成为业界共识。因为研发费用少、创新能力低、缺乏创新药品、受外资企业的大举进逼，其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因此，药品合理定价首先要关注药品质量。其次，应兼顾国药研发能力，促进国药提高自身地位。再次，流通环节也须兼顾，在保障药品安全的同时，还需杜绝流通领域的贿赂行为给患者造成的额外费用。药品虚高定价是以药补医的催化剂，因此，药品定价的目标，要集中在出厂价与流通价的合理性。
我们绝不可以用药品虚高定价来拉升GDP增长，或许，此次GSK(中国)事件引出问题，会引起高层再度审慎思考医疗卫生政策和改革思路。
朱恒鹏：药价管制对控制药品费用基本没有作用
, 百拇医药
管制药价的根本目的是控制药品费用，但是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降低药品费用的关键不是控制药价，而是如何诱导医生合理用药。
许多欧洲国家通过冻结价格、成本定价、利润定价及国外药价参考定价等方式，对药品进行价格管制，以期降低药费支出。而2002年Mrazek研究结果表示，管制药价并不能有效控制药品费用，如何诱导医生及患者合理用药，是控制药品费用的关键。法国、日本与加拿大的经验，也提供了类似的大量例证。
由于严格的药价管制，法国的平均药价是全欧洲最低的。1996年，Blooretal的研究数据显示，法国高药品消耗量导致其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例高达17%，远高于英国10%的水平，也超过药品自由定价的美国12.4%的水平。日本的药价管制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1999年，BCG指出，日本在1980～1993年施行药价管制措施期间，造成处方量增加，以及新药上市药价上涨，以致整体药品费用增长59%。而2003年Morgan&Bare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同样对药品价格采取严格管制政策的加拿大，因为没有相关措施诱导医生合理用药，导致药品费用快速成长。
, http://www.100md.com
为什么各国药价管制政策并不能有效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分解影响药品费用的各个因素即可明白。药品费用等于药品价格乘以数量的总和，因此药品费用的增长可以分解为药品价格上涨、药品使用数量增长、药品品种组合改变导致药费上涨三项。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药品品种组合的改变，是指用高价药代替低价药。
大量分析药品费用增长来源的研究文献均表明：导致药品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使用量的增加以及药品品种的改变，而不是药价上涨。
比如，2002年Berndt分析美国处方药品资料时发现，1994～2000年间，美国药品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12.9%，其中21%是由药价上涨导致，其余增长来自药品使用量增加和药品使用品种的改变。
同年，Addis and Magrini分析意大利药品费用增长来源时发现，2001年意大利的药品费用比2000年增加了13.5%，其中70%来自药品使用量的增长，而药品价格在此期间下降了1%。英国1992～2000年间药品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8.7%，但在此期间药品价格年平均却下降了1.8%。
无独有偶，加拿大2002年的年报中指出，2002年较2001年专利药品费用增长率为13.9%，而专利药品价格在2002年实际上却下降了1.2%，其使用量则增加了15.5%。
这些资料显示，管制药品价格并非控制药品费用的有效措施，药费支出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药品使用量的增加及药品品种组合的变化。显然，中国的药价管制实践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近10年来，国家发改委多达20余次、覆盖数千种药品的药品降价行动，并没有起到控制药品费用的政策意图，却导致了将疗效可靠的廉价普药挤出了药品市场的负面效果，同时还催生了大量价格虚高的虚假创新药品。, 百拇医药(田晓婷)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将对60家国产药品企业和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抽查药企的多数药品成本价不到售价的10%。这样的调查结果，且不论与财务计算口径关系如何，却可以看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为未来的药价改革铺路，政府正在酝酿一场医药行业的大肃整运动。而近期新闻、微博中随处可见的GSK(中国)贿赂门事件，有可能成为肃整运动的导火线。这场讨论也将大家的关注点，转移到“药价”这一焦点上来。
有人认为，GSK(中国)事件，是中国医药不分、以药补医环境下的牺牲品。因为以药补医不仅造就了医药贿赂产业链，还是药价越调越高的元凶，故而出现患者买药所支付的价格是药品出厂价的8倍，甚至更多。
透过表面现象，试想一下，假如药品定价是合理的，药品行业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利润空间用以行贿？以药补医政策固然是药价过高的毒瘤，但药品虚高定价却是毒瘤扩散的根源与养料，后者才是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硬伤。
, 百拇医药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但这只是隔靴搔痒。定价100元的药品，医院没有取消药品加成前，可以卖115元；现在砍去15%的药品加成，医院按照1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表面上看，药品价格有所降低，但事实是，医院失去了原本来源正当、可以用来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取消药品加成，并没有消除腐败的根源，除了医院少挣了15%的加成费，药品的定价还是100元，药品的流通环节也没有改变，药品的水分依然没有被挤干净。
众所周知，以药补医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存在。当时，为了弥补国家财政力量的不足，采取该政策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不过当时定价合理，所以即使以药补医的毒瘤存在，却缺乏养料，毒瘤并没有大肆扩散。
有人将药品和其他商品的性质混淆，用生活用品的价格虚高来对比，这是不恰当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活用品与药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生活用品的需求会随着价格变动发生变化，弹性很大；但药品对应的是健康，生病吃药的需求，并不会随着价格变动而改变，其需求弹性非常小。人们对药品与医疗的刚性需求，决定了其必然与其他商品不同，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有替代品。
, 百拇医药
药品和生活用品的属性警示我们，如果顶层设计上没有分清两者间的属性差异并厘清政府的责任，那么制定的政策必然是不合逻辑的。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药品质量和国药研发能力是其定价基础。中国医药产业大而不强，已成为业界共识。因为研发费用少、创新能力低、缺乏创新药品、受外资企业的大举进逼，其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因此，药品合理定价首先要关注药品质量。其次，应兼顾国药研发能力，促进国药提高自身地位。再次，流通环节也须兼顾，在保障药品安全的同时，还需杜绝流通领域的贿赂行为给患者造成的额外费用。药品虚高定价是以药补医的催化剂，因此，药品定价的目标，要集中在出厂价与流通价的合理性。
我们绝不可以用药品虚高定价来拉升GDP增长，或许，此次GSK(中国)事件引出问题，会引起高层再度审慎思考医疗卫生政策和改革思路。
朱恒鹏：药价管制对控制药品费用基本没有作用
, 百拇医药
管制药价的根本目的是控制药品费用，但是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降低药品费用的关键不是控制药价，而是如何诱导医生合理用药。
许多欧洲国家通过冻结价格、成本定价、利润定价及国外药价参考定价等方式，对药品进行价格管制，以期降低药费支出。而2002年Mrazek研究结果表示，管制药价并不能有效控制药品费用，如何诱导医生及患者合理用药，是控制药品费用的关键。法国、日本与加拿大的经验，也提供了类似的大量例证。
由于严格的药价管制，法国的平均药价是全欧洲最低的。1996年，Blooretal的研究数据显示，法国高药品消耗量导致其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例高达17%，远高于英国10%的水平，也超过药品自由定价的美国12.4%的水平。日本的药价管制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1999年，BCG指出，日本在1980～1993年施行药价管制措施期间，造成处方量增加，以及新药上市药价上涨，以致整体药品费用增长59%。而2003年Morgan&Bare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同样对药品价格采取严格管制政策的加拿大，因为没有相关措施诱导医生合理用药，导致药品费用快速成长。
, http://www.100md.com
为什么各国药价管制政策并不能有效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分解影响药品费用的各个因素即可明白。药品费用等于药品价格乘以数量的总和，因此药品费用的增长可以分解为药品价格上涨、药品使用数量增长、药品品种组合改变导致药费上涨三项。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药品品种组合的改变，是指用高价药代替低价药。
大量分析药品费用增长来源的研究文献均表明：导致药品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使用量的增加以及药品品种的改变，而不是药价上涨。
比如，2002年Berndt分析美国处方药品资料时发现，1994～2000年间，美国药品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12.9%，其中21%是由药价上涨导致，其余增长来自药品使用量增加和药品使用品种的改变。
同年，Addis and Magrini分析意大利药品费用增长来源时发现，2001年意大利的药品费用比2000年增加了13.5%，其中70%来自药品使用量的增长，而药品价格在此期间下降了1%。英国1992～2000年间药品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8.7%，但在此期间药品价格年平均却下降了1.8%。
无独有偶，加拿大2002年的年报中指出，2002年较2001年专利药品费用增长率为13.9%，而专利药品价格在2002年实际上却下降了1.2%，其使用量则增加了15.5%。
这些资料显示，管制药品价格并非控制药品费用的有效措施，药费支出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药品使用量的增加及药品品种组合的变化。显然，中国的药价管制实践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近10年来，国家发改委多达20余次、覆盖数千种药品的药品降价行动，并没有起到控制药品费用的政策意图，却导致了将疗效可靠的廉价普药挤出了药品市场的负面效果，同时还催生了大量价格虚高的虚假创新药品。, 百拇医药(田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