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破冰：价格体制改革(2)
经济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会详解，价格管制必定带来扭曲——定价低者会导致短缺，定价高者会导致过剩。
在这种行政定价体制下，随着医疗服务中人力成本的提高，公立医院中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以弥补医疗服务提供中的亏空就势属必然了，这就是中国医疗界人尽皆知的“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格局。另外一个弥补亏空的途径，就是高价耗材、高价检查的使用率偏高。
在全国各地，一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在9～12元/天，这远远低于足浴的收费标准。国内所有医院，每聘请一位护士，单靠护理费收费，会远远低于医院支付给护士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医院只有过度与短缺并行：一是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过度医疗盛行；二是干脆少雇护士。中国每万人拥有的护士人数(所谓“护士密度”)，2012年仅为18人，而2009年的全球平均护士密度就达到了28人。中国在2011年之后进入了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些国家的护士密度在2009年就已达到了40人。中国护士人少，医疗服务的质量就难以提升。
, 百拇医药
除了“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服务糟糕”之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均同行政定价体制有关。例如，由于与人力相关的服务收费标准一般都很低，于是传统中医技术(例如望闻问切、推拿)可以说日趋衰落，各种高科技检查(如CT)和各类新产品中药(如中药注射液)成为中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
行政定价恶果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称为“撒马利坦人”。政府时常要做“好心人”，但是专门研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学派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论文——《撒马利坦人的两难》，分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各种情形。
承继着计划体制的遗产，中国政府对医疗服务、药品实施行政定价，应该是出于“好心”，是要防止“看病贵”。但是，医疗和药品价格的“撒马利坦”制度，却为各类不同的人群带来无穷多的恶果，真可谓毁人不倦。
, 百拇医药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由于医疗服务定价畸低，医生们只好卖药；由于政府进一步规定药品加价率，那么医院也就只好多使用进货价偏高的药品，否则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就会没有着落。
即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抵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诱惑。每次刮骨疗毒之后，即便患者像关羽一样愿意奉上金子，华佗也不敢收，因为这违反物价政策，而在政府确定的价格下，华佗只能收铜板。华佗老先生医者仁心，只好在患者伤处敷上捣烂的药草，但由于进货价太低，加价率政府管制，用草药也收不来银子。华佗老先生养不活家人，徒弟也饿着肚子离去了，中华非物质遗产眼看就没有传人了，怎么办？有医药界咨询人士向华佗支招：用进口药啊!推荐一味：黑玉断续膏。此药乃赵敏从西域进口，为断骨疗伤圣品。华佗摇头说：刮骨疗毒的患者并未断骨，鄙人怎可过度医疗呢？再说，这年代也不对啊。咨询人士大叹：这位老先生，端得固执。
其次，行政定价毁掉了医药产业，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业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愿意使用价格偏高的药品，而低价药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内外各路药企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把药品价格弄高，然后再在虚高价格的基础上设法让利给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一大堆为友邦人士惊诧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医药产业之中。
, 百拇医药
由于新药定价高，于是中国药企的新药研发速度以及中国政府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第一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创新能力如此之强，且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之强世所公认，但中国仿制药产业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医药物流企业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同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很多企业规模小得惊人，其秘密在于，它们的业务无非是“倒票”，把流通环节人为增多，以便把现金弄出来，供药品生产企业和供应企业让利于医疗机构。有些药企的相关人员一时愚笨，竟然让旅行社帮忙“倒票”，并由于内讧因素而东窗事发。这就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的情节梗概。
第三，毁了老百姓。过度医疗行为，尤其是过度用药行为，实际上对维护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定价制度并没有产生抑制药费以及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效果。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占GDP的比重约为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5%。在中国，相当于0.5%GDP的药费占药品费用总额的比重约为30%。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受刑人在中央电视台上告知，其公司药费的30%打点了“各路神仙”。
, http://www.100md.com
最后，是最为奇葩也是最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价毁了政府官员。很多独家药品本身都是高价药品，在行政定价体制中也是所有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因此只要定价时价格小幅上浮，药企的盈利空间和营销空间将会大增。这样药企只要将极小份额的利益增幅拿出来“打点”负责定价的“神仙”。
若干年前，各路药企为了让自家品种定高价，纷纷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创新”，而为了让“创新”通过或早日得到批准，行贿成风，最终导致党和政府培养多年的干部郑筱萸蒙受死刑。2014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包括前任和现任司长、多位副司长和司级官员，被带走调查。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新闻猜测，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的“存废”，已经成为了改革议程上的话题之一。
毫无疑问，行政定价制度让政府之手变成了“九阴白骨抓”，不仅把医疗机构、百姓和医药企业抓得遍体鳞伤，政府自身也内伤累累。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医疗体系必定“走火入魔”。要让“走火入魔”的中国医疗体系重新恢复正常，政府必须改革，修炼“九阴真经”或“九阳真经”。“九阴真经”就是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而“九阳真经”就是让市场机制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百拇医药(顾昕)
在这种行政定价体制下，随着医疗服务中人力成本的提高，公立医院中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以弥补医疗服务提供中的亏空就势属必然了，这就是中国医疗界人尽皆知的“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格局。另外一个弥补亏空的途径，就是高价耗材、高价检查的使用率偏高。
在全国各地，一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在9～12元/天，这远远低于足浴的收费标准。国内所有医院，每聘请一位护士，单靠护理费收费，会远远低于医院支付给护士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医院只有过度与短缺并行：一是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过度医疗盛行；二是干脆少雇护士。中国每万人拥有的护士人数(所谓“护士密度”)，2012年仅为18人，而2009年的全球平均护士密度就达到了28人。中国在2011年之后进入了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些国家的护士密度在2009年就已达到了40人。中国护士人少，医疗服务的质量就难以提升。
, 百拇医药
除了“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服务糟糕”之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均同行政定价体制有关。例如，由于与人力相关的服务收费标准一般都很低，于是传统中医技术(例如望闻问切、推拿)可以说日趋衰落，各种高科技检查(如CT)和各类新产品中药(如中药注射液)成为中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
行政定价恶果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称为“撒马利坦人”。政府时常要做“好心人”，但是专门研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学派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论文——《撒马利坦人的两难》，分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各种情形。
承继着计划体制的遗产，中国政府对医疗服务、药品实施行政定价，应该是出于“好心”，是要防止“看病贵”。但是，医疗和药品价格的“撒马利坦”制度，却为各类不同的人群带来无穷多的恶果，真可谓毁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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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由于医疗服务定价畸低，医生们只好卖药；由于政府进一步规定药品加价率，那么医院也就只好多使用进货价偏高的药品，否则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就会没有着落。
即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抵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诱惑。每次刮骨疗毒之后，即便患者像关羽一样愿意奉上金子，华佗也不敢收，因为这违反物价政策，而在政府确定的价格下，华佗只能收铜板。华佗老先生医者仁心，只好在患者伤处敷上捣烂的药草，但由于进货价太低，加价率政府管制，用草药也收不来银子。华佗老先生养不活家人，徒弟也饿着肚子离去了，中华非物质遗产眼看就没有传人了，怎么办？有医药界咨询人士向华佗支招：用进口药啊!推荐一味：黑玉断续膏。此药乃赵敏从西域进口，为断骨疗伤圣品。华佗摇头说：刮骨疗毒的患者并未断骨，鄙人怎可过度医疗呢？再说，这年代也不对啊。咨询人士大叹：这位老先生，端得固执。
其次，行政定价毁掉了医药产业，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业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愿意使用价格偏高的药品，而低价药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内外各路药企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把药品价格弄高，然后再在虚高价格的基础上设法让利给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一大堆为友邦人士惊诧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医药产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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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药定价高，于是中国药企的新药研发速度以及中国政府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第一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创新能力如此之强，且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之强世所公认，但中国仿制药产业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医药物流企业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同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很多企业规模小得惊人，其秘密在于，它们的业务无非是“倒票”，把流通环节人为增多，以便把现金弄出来，供药品生产企业和供应企业让利于医疗机构。有些药企的相关人员一时愚笨，竟然让旅行社帮忙“倒票”，并由于内讧因素而东窗事发。这就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的情节梗概。
第三，毁了老百姓。过度医疗行为，尤其是过度用药行为，实际上对维护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定价制度并没有产生抑制药费以及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效果。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占GDP的比重约为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5%。在中国，相当于0.5%GDP的药费占药品费用总额的比重约为30%。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受刑人在中央电视台上告知，其公司药费的30%打点了“各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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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最为奇葩也是最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价毁了政府官员。很多独家药品本身都是高价药品，在行政定价体制中也是所有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因此只要定价时价格小幅上浮，药企的盈利空间和营销空间将会大增。这样药企只要将极小份额的利益增幅拿出来“打点”负责定价的“神仙”。
若干年前，各路药企为了让自家品种定高价，纷纷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创新”，而为了让“创新”通过或早日得到批准，行贿成风，最终导致党和政府培养多年的干部郑筱萸蒙受死刑。2014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包括前任和现任司长、多位副司长和司级官员，被带走调查。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新闻猜测，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的“存废”，已经成为了改革议程上的话题之一。
毫无疑问，行政定价制度让政府之手变成了“九阴白骨抓”，不仅把医疗机构、百姓和医药企业抓得遍体鳞伤，政府自身也内伤累累。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医疗体系必定“走火入魔”。要让“走火入魔”的中国医疗体系重新恢复正常，政府必须改革，修炼“九阴真经”或“九阳真经”。“九阴真经”就是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而“九阳真经”就是让市场机制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百拇医药(顾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