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改革，如何完成跨越(1)
距离国家层面下达的“拟定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政策”医改任务将满一年。2014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医改工作重点中明确，“拟订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政策，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这是继2014年初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磅表态“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后，医改工作的紧密跟进。
而今，这项工作的进展如何呢？近期内，国家层面出台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的文件是否可能？纵观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医疗卫生领域工资改革，从未脱离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而独立进行。这是否代表，国家层面出台医务人员的薪酬改革意见，还有一段路要走？
“行业特点”支持下的提高导向
无论如何，“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前所未有地自总理工作报告中宣读而出，释放的强势信号令全体医务人员欣慰。在此之前的酝酿无需赘述，但自此之后相关跟进却颇值得关注。
, 百拇医药
“行业特点”似已达成共识并正广泛传播以影响社会舆论。2014年底至2015年初，有关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在各公开场合和主流媒体上，由业内权威专家及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科研团体表述而出，而有达成一致之势。
2014年10月，《健康报》发表题为“薪酬改革，摸清现状好起步”的访谈文章，访问对象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对医务人员职业特点的表述为“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职业要求高，培养周期长；其次，社会责任重，执业风险高；最后，工作强度高，技术难度大。
访谈中，专家们提到，“医务人员节假日、公休日工作成为常态。2008年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即显示，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3.4小时，平均每月值7个夜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33.5%。”
而公开资料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国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每名医生门诊人次和出院人次分别增加了15.3%和32.8%，县级公立医院的相关数据更是分别达到20.3%和44.4%。
, 百拇医药
在与此次权威发声十分接近的时间段，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在我刊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阐述了医疗行业的六大特殊性：社会责任重，服务内容广、管理难度大，成才周期长，工作负荷大，职业风险高，知识更新快。
我刊2014年9月曾报道，“接近相关部委的人士透露，医务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委托给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机构进行调研和草拟。”刘远立有关薪酬改革的表态对听众而言，分量自然不同。在发言中，他提到“基于特点的应对之策”为“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新体制、新机制”，“要给医务工作者提供稳定而较高的经济收入。”
日前，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也证实，该研究中心有研究人员正参与医务人员人事薪酬方案的拟定。
仍然是上文提到的“薪酬改革，摸清现状好起步”为题的访谈中，该中心专家团队对我国医务人员薪酬现状总结为：“总体较低、增幅较慢”；“薪酬结构不合理、内部工资差距小”；“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低，人力补偿不足”。
, 百拇医药
其中具体提到，“我国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只约占总支出的1/4，而国外医疗机构相关数据通常为40%～70%；而我国医务人员不同岗位间分配差距普遍在2倍以内，远低于国际上内科医生与护士2.3～6.6倍的收入差；内科医生与检验技师2.4～6.3倍的收入差，知识水平、岗位职责、工作风险等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够。”
医务人员薪酬提升“越关山”
如此看来，前文中河北省唐县人民医院薪酬改革，将医生与行政人员的平均收入差距拉升至4倍，较好地体现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接轨了国际水平。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项案例展现了一个县域的小环境中，公立医院的薪酬改革需要破除医院内部、事业单位体系、社会舆论的重重质疑，闯过道道关卡。放大至全面的医疗卫生行业薪酬改革，这层层障碍也赫然前方。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发言介绍，我国的医务人员收入能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但需要“将一些灰色收入转化为正当透明的收入”。他继而表示，透明化、阳光化之后向国际接轨，拉开差距至5～7倍都是可以的。
, 百拇医药
“阳光化”与“全面提高薪酬”好似鸡与蛋的关系。无论孰先孰后，相辅相成的关系毋庸置疑。这也提示在宏观的医改和各医疗机构薪酬改革的过程中，如唐县人民医院一样，务必破除“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的灰色空间应同步铲除。
自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系列文件对此有突出强调，卫生领域行业纪律也进一步强化。如2013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重新修订统方管理新规，“严禁为不正当商业目的统方”，同时阐明对违反规定的统方行为给予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医药反腐更加深入。
“阳光化”的环境显然正在塑造之中，那么薪酬改革方案呢？“您觉得近期内国家层面可能出台相关文件，全面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吗？”记者致电正参与方案拟定的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以及刘远立教授，均未得到明确回复。
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一位科室负责人，闻听记者如此询问，先是反问道，“你觉得可能吗？”继而叹口气说道，“我看可能性不大!国家层面提全面提升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投入，当前看来，可能性很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总会计师也对此表示认同，“如果财政不给钱或者补偿不足，医院涨了工资以后，会严重改变以往的收支结构，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谁能负责？”
先期改革实践似乎也予以了证实。新医改启动后，“子长医改”曾一度脱颖而出，获业界瞩目。2011年，我刊记者走访陕西省子长县，报道呈现出改革“左右为难”。“补供方”的重点之一——提高医生收入，就给财政带来了很大困扰。, 百拇医药(黄柳)
这是继2014年初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磅表态“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后，医改工作的紧密跟进。
而今，这项工作的进展如何呢？近期内，国家层面出台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的文件是否可能？纵观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医疗卫生领域工资改革，从未脱离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而独立进行。这是否代表，国家层面出台医务人员的薪酬改革意见，还有一段路要走？
“行业特点”支持下的提高导向
无论如何，“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前所未有地自总理工作报告中宣读而出，释放的强势信号令全体医务人员欣慰。在此之前的酝酿无需赘述，但自此之后相关跟进却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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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点”似已达成共识并正广泛传播以影响社会舆论。2014年底至2015年初，有关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在各公开场合和主流媒体上，由业内权威专家及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科研团体表述而出，而有达成一致之势。
2014年10月，《健康报》发表题为“薪酬改革，摸清现状好起步”的访谈文章，访问对象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对医务人员职业特点的表述为“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职业要求高，培养周期长；其次，社会责任重，执业风险高；最后，工作强度高，技术难度大。
访谈中，专家们提到，“医务人员节假日、公休日工作成为常态。2008年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即显示，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3.4小时，平均每月值7个夜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33.5%。”
而公开资料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国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每名医生门诊人次和出院人次分别增加了15.3%和32.8%，县级公立医院的相关数据更是分别达到20.3%和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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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此次权威发声十分接近的时间段，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在我刊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阐述了医疗行业的六大特殊性：社会责任重，服务内容广、管理难度大，成才周期长，工作负荷大，职业风险高，知识更新快。
我刊2014年9月曾报道，“接近相关部委的人士透露，医务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委托给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机构进行调研和草拟。”刘远立有关薪酬改革的表态对听众而言，分量自然不同。在发言中，他提到“基于特点的应对之策”为“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新体制、新机制”，“要给医务工作者提供稳定而较高的经济收入。”
日前，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也证实，该研究中心有研究人员正参与医务人员人事薪酬方案的拟定。
仍然是上文提到的“薪酬改革，摸清现状好起步”为题的访谈中，该中心专家团队对我国医务人员薪酬现状总结为：“总体较低、增幅较慢”；“薪酬结构不合理、内部工资差距小”；“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低，人力补偿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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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具体提到，“我国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只约占总支出的1/4，而国外医疗机构相关数据通常为40%～70%；而我国医务人员不同岗位间分配差距普遍在2倍以内，远低于国际上内科医生与护士2.3～6.6倍的收入差；内科医生与检验技师2.4～6.3倍的收入差，知识水平、岗位职责、工作风险等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够。”
医务人员薪酬提升“越关山”
如此看来，前文中河北省唐县人民医院薪酬改革，将医生与行政人员的平均收入差距拉升至4倍，较好地体现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接轨了国际水平。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项案例展现了一个县域的小环境中，公立医院的薪酬改革需要破除医院内部、事业单位体系、社会舆论的重重质疑，闯过道道关卡。放大至全面的医疗卫生行业薪酬改革，这层层障碍也赫然前方。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发言介绍，我国的医务人员收入能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但需要“将一些灰色收入转化为正当透明的收入”。他继而表示，透明化、阳光化之后向国际接轨，拉开差距至5～7倍都是可以的。
, 百拇医药
“阳光化”与“全面提高薪酬”好似鸡与蛋的关系。无论孰先孰后，相辅相成的关系毋庸置疑。这也提示在宏观的医改和各医疗机构薪酬改革的过程中，如唐县人民医院一样，务必破除“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的灰色空间应同步铲除。
自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系列文件对此有突出强调，卫生领域行业纪律也进一步强化。如2013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重新修订统方管理新规，“严禁为不正当商业目的统方”，同时阐明对违反规定的统方行为给予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医药反腐更加深入。
“阳光化”的环境显然正在塑造之中，那么薪酬改革方案呢？“您觉得近期内国家层面可能出台相关文件，全面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吗？”记者致电正参与方案拟定的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以及刘远立教授，均未得到明确回复。
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一位科室负责人，闻听记者如此询问，先是反问道，“你觉得可能吗？”继而叹口气说道，“我看可能性不大!国家层面提全面提升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投入，当前看来，可能性很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总会计师也对此表示认同，“如果财政不给钱或者补偿不足，医院涨了工资以后，会严重改变以往的收支结构，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谁能负责？”
先期改革实践似乎也予以了证实。新医改启动后，“子长医改”曾一度脱颖而出，获业界瞩目。2011年，我刊记者走访陕西省子长县，报道呈现出改革“左右为难”。“补供方”的重点之一——提高医生收入，就给财政带来了很大困扰。, 百拇医药(黄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