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亟待法治化规范
2015年8月22日，我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正式发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却是器官自愿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器官供需比为1：30，众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离世。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一些器官移植专家认为，未来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形势将更加紧张。“以肺移植为例，由于供体太少，患者从决定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3年的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说：“目前我国器官捐献面临着各方障碍，不仅是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包括国家层面上器官捐献体系的缺失。”
困境之一：体制缺陷
认定患者死亡，是器官捐献的关键环节。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制定了死亡判断三类标准：“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由于法律中对三类死亡判断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国内从事多年器官移植手术的专家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患者会担心：“如果我签了器官捐献协议，医院还会积极救治我吗？”而这种担心往往会引发医疗纠纷。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庄一强博士给出这样的建议：“虽然目前已经出台了死亡认定规范，但未来我们还需要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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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前国家曾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我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不再处于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但《条例》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仍存在很多漏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朱凡认为，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也没有对器官捐献进行相关立法。
朱凡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我们应当以器官捐献管理法治化为目标，推进器官捐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必要时制定《人体器官捐献法》。同时要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红十字会等机构的相应作用、职责，确保权限界定清楚，构建多部门联动协调机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也认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应以国家参与、红十字会主导、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为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
在西班牙等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所需的医疗费用均被纳入到医保范围之中，这不仅为器官移植受体减轻了经济负担，也为捐献者提供了经济保障，而这一制度在我国仍是空白。“只有在法律上形成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权利与保障机制，才是提高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率的根本途径。”朱凡补充道。
, 百拇医药
困境之二：伦理制约
在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于捐出亲属或自己的遗体的一部分，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器官供体来源的困难性。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郝琳娜表示：“缓解器官供需紧张的局面，离不开民众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认识、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参与。”
“相当一部分有主动捐献意愿的人，都因家庭反对与不理解甚至阻挠而放弃。”郝琳娜对此表示遗憾。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公民反对捐献器官的因素主要受传统文化影响，62.1%的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要全肤，死要全尸；52.3%的人认为捐献器官会遭到家人与朋友的反对与质疑；42.6%的人认为捐献器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精神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行的死亡判定方法主要为“心脑双死亡”，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所实行的则是“脑死亡”法。在社会学家看来，脑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还涉及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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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认为，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判定，能使得器官得以及时摘取，保证其功能性，提高移植质量；但对于患者亲属来说，在心脏未停止跳动时就摘取器官令人难以接受，如果大脑死亡而心脏还未停止跳动，此时摘取器官多数会遭到家属反对。这些都是很难取舍的问题。
“如果我国能将国际通用的‘脑死亡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获得公众、社会舆论和法律上的认可与支持，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相信将会有更多患者得到有效的器官移植而获得重生。”丛亚丽这样表示。
随着近年来人体器官捐献越来越受到公众的热议与关注，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如何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公民的积极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也正是此次发布《中国器官捐献指南》的目的”，黄洁夫表示，“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认可。”, 百拇医药(李芳晨)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一些器官移植专家认为，未来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形势将更加紧张。“以肺移植为例，由于供体太少，患者从决定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3年的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说：“目前我国器官捐献面临着各方障碍，不仅是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包括国家层面上器官捐献体系的缺失。”
困境之一：体制缺陷
认定患者死亡，是器官捐献的关键环节。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制定了死亡判断三类标准：“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由于法律中对三类死亡判断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国内从事多年器官移植手术的专家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患者会担心：“如果我签了器官捐献协议，医院还会积极救治我吗？”而这种担心往往会引发医疗纠纷。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庄一强博士给出这样的建议：“虽然目前已经出台了死亡认定规范，但未来我们还需要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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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前国家曾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我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不再处于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但《条例》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仍存在很多漏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朱凡认为，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也没有对器官捐献进行相关立法。
朱凡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我们应当以器官捐献管理法治化为目标，推进器官捐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必要时制定《人体器官捐献法》。同时要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红十字会等机构的相应作用、职责，确保权限界定清楚，构建多部门联动协调机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也认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应以国家参与、红十字会主导、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为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
在西班牙等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所需的医疗费用均被纳入到医保范围之中，这不仅为器官移植受体减轻了经济负担，也为捐献者提供了经济保障，而这一制度在我国仍是空白。“只有在法律上形成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权利与保障机制，才是提高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率的根本途径。”朱凡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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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二：伦理制约
在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于捐出亲属或自己的遗体的一部分，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器官供体来源的困难性。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郝琳娜表示：“缓解器官供需紧张的局面，离不开民众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认识、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参与。”
“相当一部分有主动捐献意愿的人，都因家庭反对与不理解甚至阻挠而放弃。”郝琳娜对此表示遗憾。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公民反对捐献器官的因素主要受传统文化影响，62.1%的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要全肤，死要全尸；52.3%的人认为捐献器官会遭到家人与朋友的反对与质疑；42.6%的人认为捐献器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精神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行的死亡判定方法主要为“心脑双死亡”，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所实行的则是“脑死亡”法。在社会学家看来，脑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还涉及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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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认为，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判定，能使得器官得以及时摘取，保证其功能性，提高移植质量；但对于患者亲属来说，在心脏未停止跳动时就摘取器官令人难以接受，如果大脑死亡而心脏还未停止跳动，此时摘取器官多数会遭到家属反对。这些都是很难取舍的问题。
“如果我国能将国际通用的‘脑死亡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获得公众、社会舆论和法律上的认可与支持，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相信将会有更多患者得到有效的器官移植而获得重生。”丛亚丽这样表示。
随着近年来人体器官捐献越来越受到公众的热议与关注，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如何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公民的积极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也正是此次发布《中国器官捐献指南》的目的”，黄洁夫表示，“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认可。”, 百拇医药(李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