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下一个五年(1)
伴随“十三五”规划建议落地，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然是一项艰巨的社会任务和政治任务。未来医改的发力点和方向是什么？“十三五”规划建议给出明确答案，“要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疗，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下一阶段的改革将从系统整体推进，这早已在业界和学界形成共识。然而，要在条块分割、管办不分、利益牵绊的现有医疗体系下做到统一推进谈何容易。
而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语境下，医改面临的大环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层面，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既重视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又强调设计与规划的具体落实。经济层面，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和医保基金筹资规模增速持续下降。社会层面，老龄化日益严重，二胎全面放开，疾病谱发生变化，慢性病逐年增加。
, 百拇医药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5年11月14日，在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主论坛上，以“医改下一个五年”为主题，医疗卫生行业的顶级大咖们汇聚一堂，深度探讨与展望了我国医改的现状与未来。
立法重新界定“改革责权”
今年初印发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加强卫生计生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全面加强卫生计生法治建设是卫生计生工作面临的深刻变革，也是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加快基本医疗卫生立法进程的呼吁从未间断，这项工作有望在“十三五”中期完成。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介绍，作为卫生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法》名称先后经历了“卫生法”“初级卫生保健法”“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演变，并被多次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和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基本医疗卫生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并列为一档项目。201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正式牵头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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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其内涵、外延、路径、模式应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在法律当中的表述必须十分慎重。”张春生说，“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一个版本，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国家实行以政府为主导、非营利性机构为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满足公民多样化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制度。”
事实上，关于基本医疗服务与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内涵界定也是立法的一个难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在法律中做出科学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张春生解释，从行业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依据目前政府的筹资能力，结合全国范围内的疾病发生特点来选择服务内容，并将其具体化为特定的、可以解决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疗手段和基本药品服务。
他认为，从可行的角度，可以考虑利用我国已经建立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进行界定。从国外的经验看，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和责任主体是政府，“所以这部法律的重点是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入的方式，也可以向社会办医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在具体操作上，以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民营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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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又要引入市场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的边界何在？《基本医疗卫生法》将确定政府的“托底”作用，强化政府的基本医疗卫生筹资、投入保障，保证和维护公益性质，实现人人公平享有。政府要优化社会办医政策环境，开放市场、培育市场、消除限制社会资本准入的“玻璃门”“天花板”，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促进有序竞争，构建多元办医格局；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医疗服务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
鼓励社会办医也是一大难点。政府鼓励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是社会资本要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收益。目前，在各地实践中出现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机构怎样分类管理，以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能不能分红的问题。还有一种是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组建股份制公司经营管理一家医疗机构，按股权分红。“非营利性混合所有制医院分红与现行法律相背，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张春生说。
分级诊疗也是立法重点和难点。张春生表示，“这是一项具有巨大挑战的系统工程，也是基本医疗卫生法中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最重要的内容。需要从制度、机构和个体层面做出考虑，要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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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构建也是立法的重点和难点。基本药物的产品属性是什么，政策目标是哪些人？基层医疗机构是否可以使用基本药物之外的药物，是否可以采取鼓励使用基本药物的政策？而三项基本医保融合和统一也面临严峻考验。管理主体如何统一、如何建立公平动态的筹资机制、三个目录能否整合？如何保障公平享有，是否需要根据收入水平设立不同的起付线？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管理，确保基金安全？如何改进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和服务，充分发挥保险的监管作用，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政府投入方面，结合“十二五”医改的要求和国际经验，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应在2.75%左右，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8%较适宜。“这是一个理想值，但肯定不会在法律中体现。法律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投入责任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述。”张春生透露。
《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时间进度是：2015年4月至12月，开展专题研究和专题调研；2016年上半年，提出法律草案框架并进行研究论证；2016年下半年，形成法律草案初稿并征求意见；2017年上半年，对法律草案初稿进行完善并提请委员会会议讨论；2017年下半年，向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
简政放权 健全法律法规, 百拇医药(刘文生)
下一阶段的改革将从系统整体推进，这早已在业界和学界形成共识。然而，要在条块分割、管办不分、利益牵绊的现有医疗体系下做到统一推进谈何容易。
而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语境下，医改面临的大环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层面，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既重视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又强调设计与规划的具体落实。经济层面，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和医保基金筹资规模增速持续下降。社会层面，老龄化日益严重，二胎全面放开，疾病谱发生变化，慢性病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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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5年11月14日，在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主论坛上，以“医改下一个五年”为主题，医疗卫生行业的顶级大咖们汇聚一堂，深度探讨与展望了我国医改的现状与未来。
立法重新界定“改革责权”
今年初印发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加强卫生计生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全面加强卫生计生法治建设是卫生计生工作面临的深刻变革，也是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加快基本医疗卫生立法进程的呼吁从未间断，这项工作有望在“十三五”中期完成。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介绍，作为卫生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法》名称先后经历了“卫生法”“初级卫生保健法”“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演变，并被多次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和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基本医疗卫生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并列为一档项目。201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正式牵头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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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其内涵、外延、路径、模式应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在法律当中的表述必须十分慎重。”张春生说，“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一个版本，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国家实行以政府为主导、非营利性机构为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满足公民多样化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制度。”
事实上，关于基本医疗服务与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内涵界定也是立法的一个难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在法律中做出科学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张春生解释，从行业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依据目前政府的筹资能力，结合全国范围内的疾病发生特点来选择服务内容，并将其具体化为特定的、可以解决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疗手段和基本药品服务。
他认为，从可行的角度，可以考虑利用我国已经建立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进行界定。从国外的经验看，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和责任主体是政府，“所以这部法律的重点是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入的方式，也可以向社会办医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在具体操作上，以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民营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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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又要引入市场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的边界何在？《基本医疗卫生法》将确定政府的“托底”作用，强化政府的基本医疗卫生筹资、投入保障，保证和维护公益性质，实现人人公平享有。政府要优化社会办医政策环境，开放市场、培育市场、消除限制社会资本准入的“玻璃门”“天花板”，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促进有序竞争，构建多元办医格局；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医疗服务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
鼓励社会办医也是一大难点。政府鼓励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是社会资本要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收益。目前，在各地实践中出现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机构怎样分类管理，以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能不能分红的问题。还有一种是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组建股份制公司经营管理一家医疗机构，按股权分红。“非营利性混合所有制医院分红与现行法律相背，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张春生说。
分级诊疗也是立法重点和难点。张春生表示，“这是一项具有巨大挑战的系统工程，也是基本医疗卫生法中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最重要的内容。需要从制度、机构和个体层面做出考虑，要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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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构建也是立法的重点和难点。基本药物的产品属性是什么，政策目标是哪些人？基层医疗机构是否可以使用基本药物之外的药物，是否可以采取鼓励使用基本药物的政策？而三项基本医保融合和统一也面临严峻考验。管理主体如何统一、如何建立公平动态的筹资机制、三个目录能否整合？如何保障公平享有，是否需要根据收入水平设立不同的起付线？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管理，确保基金安全？如何改进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和服务，充分发挥保险的监管作用，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政府投入方面，结合“十二五”医改的要求和国际经验，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应在2.75%左右，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8%较适宜。“这是一个理想值，但肯定不会在法律中体现。法律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投入责任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述。”张春生透露。
《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时间进度是：2015年4月至12月，开展专题研究和专题调研；2016年上半年，提出法律草案框架并进行研究论证；2016年下半年，形成法律草案初稿并征求意见；2017年上半年，对法律草案初稿进行完善并提请委员会会议讨论；2017年下半年，向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
简政放权 健全法律法规, 百拇医药(刘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