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善终”锵锵行(1)
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然而，据《经济学人》2015年底公布的死亡质量指数调查(Quality of Death Index)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公民的死亡质量排第71位，位列倒数第十。想要“好死”，在我国并非那么简单。
就在该调查报告发布不久，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委员会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与会专家针对如何提高中国人的死亡质量，展开了一场以“医学善终”为主题的圆桌讨论。
唐丽丽：临终关怀是文明的标志
临终关怀(hospice care)是针对临终患者死亡过程的痛苦和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医护环境、温暖的人际关系和坚强的精神支持，缓解临终患者的身心痛苦，维护患者的生活尊严，帮助患者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并给予家属安慰和关怀的一种综合性卫生医疗服务。临终关怀是近代医学领域中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是社会的需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 百拇医药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且不均衡。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其他地市的临终关怀机构和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国家政策层面，卫生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把临终关怀纳入工作职责，没有出台对临终关怀机构相关的资质要求，也没有主管部门规范和考核这些机构的服务。我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早已确立，但是临终关怀一直没有得到承认，至今没有纳入医疗保险范围，这也成为制约患者选择临终关怀服务的一个因素。
在人才技术层面，由于没有国家承认的“合法”身份，临终关怀从业人员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仅医护人员、志愿者的数量较少，参与率较低，而且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对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缺失严重，临终关怀与护理水平不高，在科研和技术方面相对落后。
在社会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始终持否定和负面态度，认为死亡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因此患者家属往往会隐瞒患者病情。有调查显示，在癌症患者中，仅有18%的患者被告知了病情，而这其中，选择临终关怀的患者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临终关怀事业的宣传度不够，全社会对于临终关怀的知晓率很低。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的老年人中，听说过临终关怀的仅占22%。可想而知，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临终关怀的知晓率会更低。
, 百拇医药
临终关怀是提升死亡质量的重要途径，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就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临终关怀的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出台临终关怀资质考核和准入机制，完善患者知情权、预立医嘱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疗保险。其次，临终关怀机构要探索建立临终关怀服务规范及操作指南，组织医务人员及志愿者定期参加医学伦理与关怀技能的培训，积极与国外临终关怀机构开展合作，引入临终关怀的新技术、新方法。再次，全社会要加强死亡教育，让死亡不再成为禁忌话题，改变民众的死亡观，树立“死亡质量是生命质量一部分”的理念，让更多人关注临终关怀，甚至通过做义工、志愿者等方式参与到临终关怀服务中去。
王一方：信仰疗法开启灵性空间
在生命终末期，恶疾不再只是细胞、组织、器官的病理变化，而是“身-心-灵”的蒙难，痛苦不再只是肉体的疼痛与止痛问题，而是熔炉般煎熬的精神苦楚，伴随着生命的张望与绝望。而信仰疗法是对临终患者心灵和精神的抚慰。
, 百拇医药
信仰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的现实有限性，获得某种永恒意义的心灵寄托。信仰疗法就是在治疗中引入信仰维度，通过融合医疗技术与人生信仰，使患者达到身心和灵魂的圆满，提高患者的死亡质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信仰的力量相对薄弱，中国历代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可继承的信仰资源原本就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致命一击，使传统的信仰(儒、释、道)资源更加苍白无力。当代社会剧烈转型，引发固有价值、良知、信仰体系的崩塌，中国人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回撤之后，陷入前所未有的“意义真空”之中。因此，信仰疗法在我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医疗技术是单薄乏力的，而信仰与信念则是强大的。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让医生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具体说来，医疗机构可从五个方面为患者建立信仰：一是政治信仰，通过社会发展与进步、改良与革命作为引导方向；二是宗教信仰，通过生死、衰老、痛苦、诱惑的觉悟与解放作为引导方向；三是文化信仰，通过文化坐标、精神向度、艺术空间作为引导方向；四是职业信仰，通过职业精神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作为引导方向；五是民间信仰，通过本土的文化、道德的醇化、乡土的智慧作为引导方向。
, 百拇医药
信仰疗法包括四个宣导系统，一是由病友、家属、幸存者讲信仰，告诉患者生病是精神涅槃的课堂；二是由宗教人士讲信仰，通过宗教仪式来升华临终者的灵魂；三是由医生护士讲信仰，用亲历的救赎和慈善助死的故事，让患者权衡生命质量与苦熬硬撑的得失；四是由社工、志愿者讲信仰，通过召开家庭会议，帮助患者及家属做好生命终末期的生存规划、财务规划与灵修规划。
绝症患者最绝望的事不是疾病本身，不是病痛本身，而是极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与孤独感，让他们感到无比痛苦。好医生不是能够彻底消灭疾病和死亡的人，而是能够帮助患者面对疾病与死亡威胁却仍然充满幸福感的人。
信仰疗法追求医患共同成长，患者接纳痛苦，豁达生死，拒绝过度干预。医者学习共情，体验神圣，学会适时放弃，掌握姑息疗法，由追求安全-安康转而追求安宁-安详-安顿。信仰疗法是一种有品质的临终关怀，让即将逝去的人由感受悲剧到体验恩宠，让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再怯懦、卑琐、患得患失，而是勇敢、阳光，从“真-善-美”升华到“信-望-爱”。
王杰军：姑息治疗任重道远
姑息治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即在患者辞世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为其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我国的姑息治疗从1970年开始探索起步，1990年WHO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三阶梯止痛培训班，这一事件极大推动了中国姑息治疗的发展。1994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在李同度教授等前辈近十年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姑息治疗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百拇医药(郭潇雅)
就在该调查报告发布不久，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委员会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与会专家针对如何提高中国人的死亡质量，展开了一场以“医学善终”为主题的圆桌讨论。
唐丽丽：临终关怀是文明的标志
临终关怀(hospice care)是针对临终患者死亡过程的痛苦和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医护环境、温暖的人际关系和坚强的精神支持，缓解临终患者的身心痛苦，维护患者的生活尊严，帮助患者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并给予家属安慰和关怀的一种综合性卫生医疗服务。临终关怀是近代医学领域中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是社会的需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 百拇医药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且不均衡。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其他地市的临终关怀机构和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国家政策层面，卫生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把临终关怀纳入工作职责，没有出台对临终关怀机构相关的资质要求，也没有主管部门规范和考核这些机构的服务。我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早已确立，但是临终关怀一直没有得到承认，至今没有纳入医疗保险范围，这也成为制约患者选择临终关怀服务的一个因素。
在人才技术层面，由于没有国家承认的“合法”身份，临终关怀从业人员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仅医护人员、志愿者的数量较少，参与率较低，而且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对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缺失严重，临终关怀与护理水平不高，在科研和技术方面相对落后。
在社会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始终持否定和负面态度，认为死亡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因此患者家属往往会隐瞒患者病情。有调查显示，在癌症患者中，仅有18%的患者被告知了病情，而这其中，选择临终关怀的患者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临终关怀事业的宣传度不够，全社会对于临终关怀的知晓率很低。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的老年人中，听说过临终关怀的仅占22%。可想而知，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临终关怀的知晓率会更低。
, 百拇医药
临终关怀是提升死亡质量的重要途径，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就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临终关怀的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出台临终关怀资质考核和准入机制，完善患者知情权、预立医嘱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疗保险。其次，临终关怀机构要探索建立临终关怀服务规范及操作指南，组织医务人员及志愿者定期参加医学伦理与关怀技能的培训，积极与国外临终关怀机构开展合作，引入临终关怀的新技术、新方法。再次，全社会要加强死亡教育，让死亡不再成为禁忌话题，改变民众的死亡观，树立“死亡质量是生命质量一部分”的理念，让更多人关注临终关怀，甚至通过做义工、志愿者等方式参与到临终关怀服务中去。
王一方：信仰疗法开启灵性空间
在生命终末期，恶疾不再只是细胞、组织、器官的病理变化，而是“身-心-灵”的蒙难，痛苦不再只是肉体的疼痛与止痛问题，而是熔炉般煎熬的精神苦楚，伴随着生命的张望与绝望。而信仰疗法是对临终患者心灵和精神的抚慰。
, 百拇医药
信仰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的现实有限性，获得某种永恒意义的心灵寄托。信仰疗法就是在治疗中引入信仰维度，通过融合医疗技术与人生信仰，使患者达到身心和灵魂的圆满，提高患者的死亡质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信仰的力量相对薄弱，中国历代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可继承的信仰资源原本就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致命一击，使传统的信仰(儒、释、道)资源更加苍白无力。当代社会剧烈转型，引发固有价值、良知、信仰体系的崩塌，中国人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回撤之后，陷入前所未有的“意义真空”之中。因此，信仰疗法在我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医疗技术是单薄乏力的，而信仰与信念则是强大的。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让医生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具体说来，医疗机构可从五个方面为患者建立信仰：一是政治信仰，通过社会发展与进步、改良与革命作为引导方向；二是宗教信仰，通过生死、衰老、痛苦、诱惑的觉悟与解放作为引导方向；三是文化信仰，通过文化坐标、精神向度、艺术空间作为引导方向；四是职业信仰，通过职业精神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作为引导方向；五是民间信仰，通过本土的文化、道德的醇化、乡土的智慧作为引导方向。
, 百拇医药
信仰疗法包括四个宣导系统，一是由病友、家属、幸存者讲信仰，告诉患者生病是精神涅槃的课堂；二是由宗教人士讲信仰，通过宗教仪式来升华临终者的灵魂；三是由医生护士讲信仰，用亲历的救赎和慈善助死的故事，让患者权衡生命质量与苦熬硬撑的得失；四是由社工、志愿者讲信仰，通过召开家庭会议，帮助患者及家属做好生命终末期的生存规划、财务规划与灵修规划。
绝症患者最绝望的事不是疾病本身，不是病痛本身，而是极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与孤独感，让他们感到无比痛苦。好医生不是能够彻底消灭疾病和死亡的人，而是能够帮助患者面对疾病与死亡威胁却仍然充满幸福感的人。
信仰疗法追求医患共同成长，患者接纳痛苦，豁达生死，拒绝过度干预。医者学习共情，体验神圣，学会适时放弃，掌握姑息疗法，由追求安全-安康转而追求安宁-安详-安顿。信仰疗法是一种有品质的临终关怀，让即将逝去的人由感受悲剧到体验恩宠，让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再怯懦、卑琐、患得患失，而是勇敢、阳光，从“真-善-美”升华到“信-望-爱”。
王杰军：姑息治疗任重道远
姑息治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即在患者辞世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为其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我国的姑息治疗从1970年开始探索起步，1990年WHO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三阶梯止痛培训班，这一事件极大推动了中国姑息治疗的发展。1994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在李同度教授等前辈近十年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姑息治疗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百拇医药(郭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