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科学类诺贝尔奖破题之后(2)
如果不希望2015年的获奖仅仅是“昙花一现”，那就要深思中国的科研政策到底要如何改革才能既符合国情又能融入世界规则。回答这个问题何其之难!要想成“诺贝尔奖大国”，就要具备科研创新的良好土壤、环境以及氛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创新人才。这首先就应该“以教育为本”。教育先要搞上去，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迷失了方向。教育改革30多年，主要措施无外乎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学校升级。回过来看，这五项大措施没有一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教育的目的从古至今未曾变化，都是教书育人，要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很大进步就是应该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心理、心智的发育成长过程，给予相应的教育支撑。人降生之初对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学前阶段要鼓励孩童的探究欲和好奇心；在小学阶段，他的社会生活范围扩大了，应该培养他们的爱心和公德心；在中学阶段，应该培养他们的理性和诚信；升到大学阶段，最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的智慧和人格。人们过去常引用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他完整的表达是知识能够引起思维、产生智慧、付诸行动，并通过实践产生力量。也就是说，从知识到力量之间还有很多传递和放大的环节。如果单纯地解读知识就是力量，那无异于没完没了地灌输知识。应当承认，从教育领导者到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搞好教育的初衷相同，但因为价值观不同、行为取向不同、社会影响不同，最终造成了现实的教育悲困。
, http://www.100md.com
怎么办
同理，科研政策改革该如何走出此类悲剧怪圈？
屠呦呦代表国家捧回了诺贝尔奖奖杯，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百年梦想，举国为之振奋。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钱学森之问”是否就此能得到解扣、破茧、突围、舒缓呢？大概还不能。原因在于，我国在思想、政治和科学方法层面仍旧有很多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人为因素尚未得以解决。
首先，在思想层面，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儒学是官方的显学。儒家思想对维持封建秩序、保持中国社会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是很有价值的，也因此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奉，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它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自然界没有变化，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不必变化。既然不必去探讨新的认识，因此主张“安土重迁”“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父母在，不远游”“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等。孔子本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但他不懂经济、不懂军事、不懂农业、不会劳动、轻视妇女、缺乏探险精神。因此，孔子思想有利于治国，但不利于强国。当西方文化崛起之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不堪一击，中国也就一步一步地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 百拇医药
直至近代，学术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区别，这几种文化的纠结至今仍困扰着国人的思想解放。
其次，在政治层面，解放后的中国在政治上一直秉承着革命文化传统。前三十年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知识分子的行为都跟着政治的风向标走，唯政治的导向“马首是瞻”，逐渐失去了坚持自我的社会条件，甚至失去了自己选择研究目标的机会。而后三十年又变为以市场文化为导向，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致使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品格。
自古以来，政治和学术就是有矛盾的。政治越宽松，学术越繁荣；政治越禁锢，学术越窒息。这意味着政治如果很强势，学术就会枯萎。一旦学者唯政治家之命是从，也就毫无独立的思想，就再难有创新的思维。
最后，在方法层面，爱因斯坦曾从方法论角度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出中国缺乏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曾是百家之一，是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他们的经典例句是“白马非马”等，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逐渐衰落。解放后，我国把形式逻辑视为形而上学的学问，坚持要跟前苏联学习辩证逻辑，结果却是辩证逻辑没有学会，形式逻辑倒被抛弃了。实证方法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方法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中国人习惯于整体地观察、笼统地思辨。在这种观察方法和思辨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先贤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如中医没有解剖学，但能分析出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及其大致功能、相互关系。
, 百拇医药
除自然科学本身的方法学外，还有科学管理的方法学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提出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至今没有真正学到，因为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管理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到底应该由谁管理：是由外派来的外行干部管理，还是应该由各行各业中德高望重的专家按各自行业的自身规律实行管理？只要这一根本政策不改变，国人就无从学到西方国家管理经验的真传。北京大学曾在10年间换了四任校长，足以想象，这样的短期校长根本没有可能管理好北京大学。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再指望能够推进很多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科技和教育管理制度，只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党中央领导人已经长期公开宣布了的政策。如毛泽东主席经常强调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提出、直到十八大报告中还写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对社会科学界明确提出“(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党中央历来号召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听得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在国内外不止十次地强调过“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等。落实了这些，中国必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至少能够让群众说真话、求真理，能够允许坚持独立的(人格)精神、自由的(学术)思想。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认识到了，也说到了，但是做不到。如果现今的文化、宣传、科技、教育等政策不改变，那么“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钱学森之问”或就只能继续“无解”了。, 百拇医药(秦伯益)
教育的目的从古至今未曾变化，都是教书育人，要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很大进步就是应该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心理、心智的发育成长过程，给予相应的教育支撑。人降生之初对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学前阶段要鼓励孩童的探究欲和好奇心；在小学阶段，他的社会生活范围扩大了，应该培养他们的爱心和公德心；在中学阶段，应该培养他们的理性和诚信；升到大学阶段，最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的智慧和人格。人们过去常引用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他完整的表达是知识能够引起思维、产生智慧、付诸行动，并通过实践产生力量。也就是说，从知识到力量之间还有很多传递和放大的环节。如果单纯地解读知识就是力量，那无异于没完没了地灌输知识。应当承认，从教育领导者到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搞好教育的初衷相同，但因为价值观不同、行为取向不同、社会影响不同，最终造成了现实的教育悲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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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同理，科研政策改革该如何走出此类悲剧怪圈？
屠呦呦代表国家捧回了诺贝尔奖奖杯，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百年梦想，举国为之振奋。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钱学森之问”是否就此能得到解扣、破茧、突围、舒缓呢？大概还不能。原因在于，我国在思想、政治和科学方法层面仍旧有很多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人为因素尚未得以解决。
首先，在思想层面，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儒学是官方的显学。儒家思想对维持封建秩序、保持中国社会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是很有价值的，也因此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奉，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它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自然界没有变化，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不必变化。既然不必去探讨新的认识，因此主张“安土重迁”“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父母在，不远游”“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等。孔子本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但他不懂经济、不懂军事、不懂农业、不会劳动、轻视妇女、缺乏探险精神。因此，孔子思想有利于治国，但不利于强国。当西方文化崛起之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不堪一击，中国也就一步一步地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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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代，学术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革命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区别，这几种文化的纠结至今仍困扰着国人的思想解放。
其次，在政治层面，解放后的中国在政治上一直秉承着革命文化传统。前三十年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知识分子的行为都跟着政治的风向标走，唯政治的导向“马首是瞻”，逐渐失去了坚持自我的社会条件，甚至失去了自己选择研究目标的机会。而后三十年又变为以市场文化为导向，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致使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品格。
自古以来，政治和学术就是有矛盾的。政治越宽松，学术越繁荣；政治越禁锢，学术越窒息。这意味着政治如果很强势，学术就会枯萎。一旦学者唯政治家之命是从，也就毫无独立的思想，就再难有创新的思维。
最后，在方法层面，爱因斯坦曾从方法论角度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出中国缺乏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曾是百家之一，是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他们的经典例句是“白马非马”等，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逐渐衰落。解放后，我国把形式逻辑视为形而上学的学问，坚持要跟前苏联学习辩证逻辑，结果却是辩证逻辑没有学会，形式逻辑倒被抛弃了。实证方法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方法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中国人习惯于整体地观察、笼统地思辨。在这种观察方法和思辨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先贤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如中医没有解剖学，但能分析出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及其大致功能、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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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然科学本身的方法学外，还有科学管理的方法学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提出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至今没有真正学到，因为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管理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到底应该由谁管理：是由外派来的外行干部管理，还是应该由各行各业中德高望重的专家按各自行业的自身规律实行管理？只要这一根本政策不改变，国人就无从学到西方国家管理经验的真传。北京大学曾在10年间换了四任校长，足以想象，这样的短期校长根本没有可能管理好北京大学。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再指望能够推进很多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科技和教育管理制度，只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党中央领导人已经长期公开宣布了的政策。如毛泽东主席经常强调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提出、直到十八大报告中还写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对社会科学界明确提出“(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党中央历来号召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听得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在国内外不止十次地强调过“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等。落实了这些，中国必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至少能够让群众说真话、求真理，能够允许坚持独立的(人格)精神、自由的(学术)思想。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认识到了，也说到了，但是做不到。如果现今的文化、宣传、科技、教育等政策不改变，那么“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钱学森之问”或就只能继续“无解”了。, 百拇医药(秦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