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宋硕宁 校对/李乃适

    George Eliot在1876年曾写道，“试图定义一个人，不是明智之举：谁可以突然全面地形容一个人？即使这个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仅仅是开始了解他的外貌，而对他的全面认知，还须通过无数不同境遇下的不同印象。这就像我们认识字母表，但是却并不完全了解语言文字1。”

    循证医学正是像这样诱使我们尝试用生物医学科学的数据去形容一个人：而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患者的照护来说，这些证据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这些数据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字母表——但是，作为临床医生，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那些语言文字。

    大多数临床医生并不是科学家；他们有不同的责任——临床医生试图减轻患者的不幸和痛苦，并为此，使患者在免于伤害的前提下，从生物医学科学中获益。

    每个患者都有他独特的价值观、抱负和背景。而更为根本的是，一个人的过往和经历改变了其通过各种机制工作的方式，而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其直接导致的希望和机会的不均等分配，常常出现在早发疾病和死亡中。

    临床医师必须以充分的仁爱关注和倾听每位患者，以尽量减少他们的恐惧，找到希望(无论多么有限)，用患者能理解的语言去解释这些症状和诊断，见证患者的勇气和忍耐，并陪伴他们度过痛苦。

    生物医学科学的还原性使得临床医学取得巨大进步，但却削弱了个人经验。

    然而，生物医学证据对这些问题并无用处，因此每次就诊过程总会存在分歧。一方面，假设这些证据完全没有偏见的话，它们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则是“人”的重大作用。临床医生必须不断弥合这些分歧，正如Kleinman写道：“医生们处于科学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层面2。”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人脑简化了经验，并否定了其复杂性。生物医学科学的还原性和相对简略的疾病分类学，就是我们对其处理的一部分。这种处理使得临床医学取得巨大进步，但却削弱了个人经验。

    人体作为主体或是客体之间亦有脱节。那些分歧诱使我们为衰老、死亡和失去等这些切实存在却无法解决的挑战,寻求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3。康奈尔大学的Valerie Miké提出了一个包含两个明确要求的证据伦理体系：创造、传播并使用最佳科学证据作为医疗决策各个阶段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