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刘文生

    新中国成立后，蹒跚起步的医疗行业，在躁动与不安的时代如何寻得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3个月后，12岁的安徽凤阳少年刘庭芳参加革命(工作)，他的身份是凤阳县人民政府卫生所卫生员。卫生所共有三人，除刘庭芳外，一个位所长，一位是政府留用的国民党少校军医。刘庭芳跟军医学习发药、打针、换药。

    卫生所主要为南下留在当地的解放军伤员和政府及直属机关干部服务，不对外服务。彼时，整个凤阳县城只有一家中医诊所和两家私人诊所，下面乡镇几乎没有任何医疗机构。

    凤阳县的情况是全国的真实写照。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大小医院2600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05040人，病床80000张。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尤其匮乏，据1947年统计，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仅有医院1437家，病床20133张。全国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

    1949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是当时世界上人均期望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面对民生凋敝、疾病流行、资源匮乏、城乡差距悬殊的严酷境况，共和国医疗卫生事业将如何起步？献身医疗卫生事业的刘庭芳们又将如何与一个萧瑟衰微的行业休戚与共？

    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1950年冬，凤阳县殷涧区(现大庙镇)苗营子乡发生病灾，政府下达命令，凤阳县卫生所派出年仅12岁、工作数月的刘庭芳前去救灾。县政府同时派遣一名行政人员与刘庭芳同行。二人行至中途，路遇流水涧湾，无桥，冰天雪地中，西北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刘庭芳犹豫片刻，脱下胶鞋和袜子，一脚插进冰窟窿。那种深入骨髓的痛，他终身难忘。

    到了苗营子乡，眼前的景象让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刘庭芳目瞪口呆：家家住低矮的茅房，家徒四壁，人们躺在地上，破旧的薄被露出发黑的棉絮，有的人家靠烧牛粪取暖。一个村所有村民都已患病，他们瑟瑟发抖，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刘庭芳不知道村民所患何病，咳嗽、发烧、拉肚子是基本症状。他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支进口体温表和很少的药。他去了五六家人家，为他们量体温，发放阿司匹林和甘草片。除此之外，12岁的刘庭芳概莫能助。

    1990年，担任凤阳县卫生局局长的刘庭芳首次下乡调研，去的就是苗营子乡。他乘坐上海牌小轿车经过1950年冬赤足趟过的那个涧湾(已有桥)，在河边站立良久。2017年，他又去了一次苗营子乡，从县城到那里，已经是宽广的一级公路。

    1950年冬，年少的刘庭芳并不知道他所面对的病灾只是全国流行病、传染病形势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