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医生和公司之间的某些联系是否还应该受到制约。

    上个月，《纽约时报》报道，纪念斯隆凯特林(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首席医学官José Baselga未申明收到来自药厂的达数百万美元的支付款项。对此故事的报道并非复杂之事。记者可以访问开放式支付数据库并在公司档案中找到对Baselga支付的款项，随后检查他的研究文章中是否申明了这些款项。但是这些经费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被申明。不到一周，Baselga就辞职了。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继续揭露关于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其他利益冲突。上周末，他们报道一些非营利癌症中心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被发现与营利性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这些情况并不令人惊讶。我为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的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参议员工作了三年半，负责调查科学和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这些努力有助于使《医师支付阳光法案》得以通过，并建立起开放式支付网站，这些也使《纽约时报》的调查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经济利益冲突影响着生物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联邦机构、医学期刊和大学。每当我们把这些机构中的某个人叫到办公室来说明情况时，他们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我们以后再也不做了。”

    我们知道，有了披露公司支付给医生们款项的网站，可以使公众利益团体和记者披露更多我们正开始揭露的种种财务上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