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畅 吕光

    日本应对老龄化经验的研究，对我国应对高龄化社会有着参考借鉴作用。

    高龄化所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我国成为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高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2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的10.5%。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承受着日益沉重的巨大压力：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实现全覆盖，现有的保障层次及保障水平相对偏低；二是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同、水平差异较大，需要整合或衔接，以实现公平均衡发展；三是城镇化需要将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村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四是老年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五是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未富先老等不利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应对人口老龄的政策回旋空间缩小；六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全社会对养老保障实现社会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

    有鉴于此，对于我们的近邻——日本经验的研究，对我国应对高龄化社会有着参考借鉴作用。

    日本高龄化政策演进

    以人口高龄化的不同历史时段的表现、政府主要对策的理念演进以及财源状况变化这三要素为标志，将日本高龄化政策演进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福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期，1970年，日本高龄化人口达7%，以此为标志进入高龄化社会。以1970年为时间节点，战后出生潮——1947年至1949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率由1945年的2.3%迅速提高到1947年的3.4%。少儿人口由1955年的2979.82万人下降到1970年的2482.35万人,比重也由3.338%下降到23.93%。高龄人口数有所增加,由474.73万增加到733.10万——这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象，反映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就是底部的收缩，故称之为“底部老龄化”。

    受西方影响，“福祉国家”的理念自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发表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195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国民年金法案》，决定先后实施非积累制和积累制年金制度。及至1972年，1973年题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为了更有活力的福利社会”公布，“充实以高龄者年金为中心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相继出台，“构建福利国家”的体制逐步形成。

    第二阶段：“个人—企业—国家”相辅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 ......